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

C. Wright Mills
作为著有《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社会学精英,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62)最重要的代表作不是别的,而是那本于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三卷本的代表作《资本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二卷本的《经济与社会》等大部头的作品相比,十余万字的这本书,显得有些单薄. 但这却一点不妨碍它凭借其开创性的观点,而成为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

该书分共十章,分四部分. 第一章是绪论,二至六章讲社会学研究现状中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七至十章是介绍自己的新观点,即研究社会学的新方法与新视野. 最后一部分是附录. 其核心内容是米尔斯独特的社会学方法论.

作者米尔斯认为,在一个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的社会中,在旧在的东西已经式微,能适应我们的新东西还很缺乏的时候,人们普遍都感到"适应不了他们如此突然就要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他们已不能很好的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了,而与此相伴而来的就是道德上的麻木以及对未来的信息迷惘.

在这么一个时代,信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它已经多到超过我们的接受能力)与理性固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却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我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使我们能更深入的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各种社会事件. 而这种品质,就是"社会学的想像力".

那么,作为一种品质(能力),"社会学的想像力"能给予我们一些怎样的理解社会的方法(努力)呢? 它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1. 在考察社会及人时,应将其置于历史及社会的大环境下. 这与马克思用的方法非常相似.

 2. 培养视角转换的能力. 比如将自己的视角转为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的视角转到经济学的视角等.而当我们学习这种视角转换并把它用于研究与观察社会现象的时候,就能得到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

 3. 我们需要通过在当代的反思与感受力,对社会科学进行重新认识.

 4. 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某个特殊事件,我们应当充分关注它与环境及其它事件的关系.

 5. 区分"公众的主要论题"和"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并用不同的手段进行考察.

 6. 充分考虑人类的多样性. 包括个体的,群体生活方式及文化上的不同,等等.

米尔斯认为,只有当我们都具有了"社会学的想像力"之后,对社会的认识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种认识将更为清晰,更为全面,也更为客观. 作为个体,他将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状况,从而更好的去适应它.而作为学者,则能更好的完成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米尔斯其它的重要著作除了上面讲到的两本外,还有《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韦伯社会学文选》. 而死后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他,逝世时年仅46岁. 如此天妒英才,实在是有些可惜.


评论: 社会学的想像力

读完这本书,最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在文中回答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米尔斯是一位注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他曾提出过,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在经验层次上的研究,既然这样,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甚至是全部。所以米尔斯强调在历史上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如他的那个著名的例子一样的,喝咖啡表象了什么?吉登斯将它所意涵的概念归结如下,首先,喝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它作为我们日常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还具有象征价值。第二,喝咖啡远远不止“喝”那么简单,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的作用。许多人和咖啡是为了提神。第三,某人喝了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行为足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的存在牵涉到了西方曾经对于南美和非洲的殖民。最后,咖啡还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利用米尔斯的视角,这样的一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却牵涉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
  
   这不正是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米尔斯这样认为,当今的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是由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和各类流派委之以的实用性构成,这是一个经典的传统的结构。但是由于历史运用古板,科层制的泛滥,这一体系在今天看来显得死气沉沉。在书中,米尔斯是作为一位批评家出现的,他就宏大理论对概念的盲目而偏执的崇拜是理论脱离了普及和明了,成为了臃肿的艰涩的概念。着迷于试图在宏观上解释一切的理论家们,利用规范性结构扼杀了自由的想象力。在这一点上对于帕森斯这位集大成者予以了不留情面的评价外,也对其理论的修正者们提出了尖利的质疑,比如默顿对于宏大理论进行修正后提出的中层理论,推翻功能普遍性假设的多功能分析,也只能按照一定的路线和框架对经验事实进行解读。
  
   米尔斯提出了三种类型的问题来说明社会学的结构是怎样考量社会的。一、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成分之间如何联系?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的整体进步,他出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三、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社会各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经验主义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应当证明的问题是“怎样的抓取事实”而不是为事实所淹没;怎样使思想和事实紧密联系在一块而不是使思想脱离事实。这是米尔斯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
  
   米尔斯将宏大理论视为,在句法上浑浑噩噩,对语义学业茫然无知。定义的目的是让争论能集中在事实上,好的定义的应有结果是把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的恶所需的争论。但是现有的理论呆板的限于高层次的抽象,以致他们所构造出的“分类体系”,以及他们构造这些体系的工作,往往是更像枯燥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的系统性的,也就是用清楚而有序的方式定义手中的问题,并指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一本帕森斯的社会学鸿篇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被米尔斯用三言两语就摘章截句的理解为它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方法虽然有些功利并没有学术意义,但是米尔斯使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了宏大理论的空泛和不切实际。
  
   这是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论述。至于社会学方法方面的内容,对于这一种抽象的经验主义,理论变为了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经验资料”在其实践中已是明显的不过的局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这个抽象经验主义的过程成为了一种统计的仪式。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数据和与所谓的平均标准和显著标准进行着比较分析。使得统计更像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在社会学框架里不伦不类的存在。
  
   抽象的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的眼中被视为了:“理论”变为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经验资料”在其实践中已是明显不过的局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
  
   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滥用的抽象的数理方法对社会事实进行简单的加总。方法成为了学者们的信仰。米尔斯甚至讽刺道,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最后都是对数据的简单叠加。在这个方面,实地调查研究的风格问题也很重要。费用不菲的实地研究,就要涉及经费的取得来自于商业科层制的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本身属性也会被商业科层制公司的局限性眼光所左右。科层制的破坏性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在学术传统中也具有科层制的弊端,到底是科层制中的地位决定了学术还是学术为人们赢得了地位呢?科层制这一社会学家们推崇备至的理想模型却在学术体之外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束缚。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中,教科书本着是青年人也能读懂得原则,而不是围绕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来组织事实。于是,教科书很容易就变成了相当机械的对事实的收集,以说明多少还算固定的概念。这就使得在教育的方向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偏离事实的现象。这样的教育,会使得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在年轻人中形成了固定的认识,致使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在年轻人心中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而桎梏了社会学思维的发展。米尔斯在书中对此提出了深深的忧虑。
  
   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米尔斯提供了一条他称为“如今不无人们重视的道路”,就是对科学哲学的驾轻就熟,对人类多样性的深入分类,并加以研究,对历史的综合运用之上社会与历史更为具有渊源和亲缘。
  
   米尔斯的这条道路的重点在于对于历史和社会研究的相互关联性。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对于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他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第二,非历史研究通常易成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研究。第三,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说,一旦他离开了发达的工业化本国去考察其他不同的社会结构,如中东,亚洲,非洲的制度,有关该社会历史的知识显然是理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第四,即使我们的研究不具有很明确的比较性,即使我们只关注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资料。另外一个方面,历史的观点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大有裨益:只根据某个现代西方民族自己经过的历史是无法理解或解释它所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以及它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面貌的。
  
   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米尔斯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在理论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在现今的理论和研究构建中没有实现可操作化的研究类型,使得理论只在空想的抽象层面上有哲学性的研究价值,而没有实用性。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的弊端和错误,涉及到了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停留在了哲学层面的问题。当社会学的理论从孔德开始借鉴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否也要向哲学靠拢呢?在米尔斯的解答中,在社会学中的哲学虚假掩饰下的实用性究竟在什么地方?米尔斯总结的社会学结构的三个方面,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应该回答的三个方面。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的社会分层或者家庭结构,不管是经验范畴还是逻辑范畴,战争、和平、毒品、法治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应遵循着一条想象力的道路,不论微观还是宏观,或者是中观,都应有一种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社会学想象力的视角和眼光,这一种视角就将要立足于社会和历史的纵贯考察上面来。用这一种视角在时间序列上来比较历史的演绎,以求归纳社会学的规律和经验性总结。
  
   在这个演绎归纳的逻辑和经验推理中,出现了相对固定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利用数学的研究,将经验现象进行这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分析的过程,拿出了数据和方法,把数据运用方法而得到有价值的结果时出现了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过于简单的运算会使计算结果变成了机械的数学上的重复,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可言。但是对于统计数据过于复杂精巧的运算会使得社会学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学术化的概念和逻辑,只会使得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注重于名义上的定义,而忽视了实际当中的操作化的定义。
  
   与此同时,也与此相反的一种方法出现了,就是一种极度的操作化。使统计成为了一种仪式性质的机械计算,而不顾及社会学最初研究的问题本质和理论指导,无边无尽的偏向了商业和利益的一边,脱离了价值中立的基本研究观念。这样的社会学研究将会走向了没有价值理性的一方,社会学的研究将不会是保持中立的,而是成为了政府、成为了商业机构合法化与盈利性的合理方式。例如美国社会学史上“卡美尔计划”那样的悲剧将会层出不穷的不断上演。
  
   米尔斯在书中的下一部分对于理性、自由、政治和治学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见解基于的是对于历史研究的大量使用和对于想象力方法的娴熟运用。在这个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应当摒除那些打着实用主义的幌子将各种有用性进行了另一种分析,否则只能使社会学研究不断的循环论证,从起点到起点的周而复始。
  
http://www.douban.com/review/1019540/


阅读C.赖特.米尔斯- -

  • 作者: 凌虚客

在他的同时代里有许多规范严谨的所谓社会学书籍,但是,真正让后来人记得并且有重大影响的不多,米尔斯却不然。社会学很多是研究大众日常参与并熟悉的生活,但是它不能只是机械地记录,而是要给人以崭新的角度,确立新的知识,形成新的意义,让我们能够以新的力量认识和完善自己,如果有进一步的能力的话,可以适当地改造些什么。米尔斯的书与研究具有这个能力,特别在中国的目前阶段,他的观念和概念部分地促进了关于我们社会发展的未来的认识,中产阶级、精英集团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概念离不开他的书籍的影响。

我拥有C.赖特.米尔斯的三本书:(1)《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2)《权力精英》以及(3)《社会学想象力》。在平时的学习中对他也有一些零星的阅读。其中,(1)是大学阶段的阅读参考书,(3)是前段时期的研读重点,(2)是近日刚买到手的新书。在他的同时代里有许多规范严谨的所谓社会学书籍,但是,真正让后来人记得并且有重大影响的不多,米尔斯却不然。社会学很多是研究大众日常参与并熟悉的社会生活,但是它却不能只是机械地记录,而是要给人以崭新的角度,确立新的知识,形成新的意义,让我们能够以新的力量认识和完善自己,如果有进一步的能力的话,可以适当地改造些什么。米尔斯的书与研究具有这个能力,特别在中国的目前阶段,他的观念和概念部分地促进了关于我们社会发展的未来的认识,中产阶级、精英集团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概念离不开他的书籍的影响。

米尔斯反对什么?他反对社会学研究中对宏大理论叙事的偏爱,反对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抽象经验主义,对5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和学术界中种种妨碍独立的、严肃的、负责任的社会研究的科层化、实用化、经验主义倾向十分反感。他认为,理性与自由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道德与政治基础,社会研究要着眼于个人困扰与历史社会问题,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探询真理,揭示事实的根源,纯科学主义的研究在社会学中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米尔斯对美国的几类人群做了精辟的研究和分析:最上层、最底层和中间阶层。当然,其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上层和中层的考察。面对迅猛变迁的中国社会,因他而最出名的两个词:"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被借进了中国的学术界,也在一般人群中被广泛使用。但是,离开了作者的美国背景,这种简单的借用有时竟然被剥离了它所具有的批判色彩,而成为替现实遮羞蒙面的面巾,在学术上也以至走到了米尔斯所竭力反对的抽象经验主义那一面。

进入现代或者后现代的西方社会,社会的主体是占人口80%的中层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米尔斯分析说,充满着焦虑与淡漠的精神,以及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无力感、受困感、无权力感。当然,也有批评家辩解说,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他们的存在是西方社会的福音。还有一群人,即权力精英们,米尔斯通过研究确认,他们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着大多数人乃至社会的命运,主宰着现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是政权体系、军方和商界中的大人物,享有着财富、地位和声望以及获得这些东西的各种手段和工具。这两类人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镜象。无视他们的共存,或者,无视他们的矛盾或潜在的冲突,都是掩耳盗铃。作者不准备倡导或鼓励什么,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揭示出事物的结构与关系,已经实现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反观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我们的专家们在做什么?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是80%的老百姓还在为生存操心劳神的时代,是5%乃至2%的一群人在掌控着国家,甚至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向国家和人民巧取豪夺的时代。我们没有进入后现代,我们没有米尔斯所谓的占社会实力层级的中产阶层,没有受社会高度关注和法律严密监督的权力精英。我们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困扰和社会的问题的集合;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上层集团控制落后的贫困的大众的问题。统治的策略是个人化的经济发展,社会因此喧嚣热闹;但是这里不是理性和自由的另一个胜利,相反是一种更加隐蔽的严密控制的权力的腐败,社会的底层结构如何是需要社会学家们去探索发现的。我们的米尔斯在那里呢?



赖特·米尔斯- -

一九六O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于员在厚厚的米尔斯(C.Wright Mills,1916--1962)档案中登录上一笔新“资料”。一个显然是知识分子背景的线民,对一份即将在下个月出版,但不知怎的已被干员搞到手的书稿,做出以下评估:

这么一份匠心独运的倾共、倾卡斯特罗的宣传品,论证凿然,易读易懂,很有可能达到松懈国人心防和混淆视听的效果……虽然众人皆知当今的古巴是共党主政,但这本书并不做此认定。

这本书(或“小册子”,如米尔斯本人所乐于称之的)就是著名的、在短短半年内单是在美国就卖了五十万本的《听哪,洋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头,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米尔斯,给自己拟制了一个古巴革命者身份,写信给他的美国邻人,细诉古巴人在独裁者巴蒂斯塔横暴下的苦难、美国的古巴政策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古巴革命在社会正义上的实质成就,特别是富含平等理想的医疗和教育政策。米尔斯放下成堆的学术研究不做,起意写这本小册子,是因为他看到在美国媒体对古巴的报道里,古巴革命者自己的观点与声音从来都是“荒谬的阙如”。既为了要打破遮蔽、趋近真相,也为了要形成一个自身对革命的看法,米尔斯相信惟有自己去看个清楚。一九六O年八月,米尔斯在古巴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几乎所有古巴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包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后者那时还是古巴国家银行的总裁。将近三天的时间,卡斯特罗每天十二个小时伴随着他,作答兼向导。

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一开始就展现了米尔斯对这个革命的热情与期许。他说:

古巴革命党人是一种新而独特的左翼思考者与行动者,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是某一种面貌的社会主义者,既务实又人性。假如给古巴人机会,我相信他们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既务实又有人味儿。

米尔斯并没有讳言卡斯特罗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但是米尔斯并没有以一种彼时(也是此时?)典型的站在历史终点回首睥睨的某种“自由派”姿态,以一尺律天下,从而否定古巴革命的意义。米尔斯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人类创造历史、摸索出路的可能,还抱有一种深切的但也脆弱的期待一一让这株异苗先长长吧!米尔斯所扮演的古巴革命志士向洋基北佬所三致其意的不外乎:如果你不能帮我,也不要整我、堵我,请给我时间,让我实验出自己的路。米尔斯相信古巴人是有机会找出一条道路,于其中,经济正义与政治自由兼顾。

一九六O年的美国在精神上当然还是五十年代的延续——自满兼恐惧。当时虽有少数中产都会知青(也是未来的学运闯将)在他们的大学宿舍里欢呼古巴革命,但整个从艾森豪威尔以下的主流美国社会,对这个小邻居的大革命却是惴惴嫌恨如临大敌。冷战意识形态非杨即墨,没有中间立场可言,判决书已然揣在怀里的美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已在准备行动,包括限制多种物资对古巴出口,但还是文明地表现出一副还在观察的姿态,要古巴在社会体制上选边站稳。准备充分也就是耐心终止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美国已经表露出要解决“古巴问题”的迫切感了,通过媒体以及国务院的“小册子”,它要求卡斯特罗立即切断与共党国家的联系,威胁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建立“未来的古巴民主政府”,并宣称古巴人民将箪壶以迎王师,共建“跨美洲团结体”。同月十七日,美国支持并训练的古巴流亡者部队入侵猪猡湾。卡斯特罗的部队在人民的支持下,七十二小时之内就击溃了入侵者。同年十一月,古巴政权决然倒向苏联,卡斯特罗同时宜称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美国随即对古巴全面禁运。

米尔斯是在这整个美国官民一气惧恨古巴(苏联)、左翼/批判知识传统在麦卡锡主义之后几乎荡然无存的时代中,一个攥着石头面对自己“祖国”的大卫。这个挑战巨人的压力打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加上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底明确投向苏联阵营,当然更为米尔斯的政治困境雪上加霜。这个明困境同时又加上一些“中情局式”的暗骚扰,例如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企业”向米尔斯个人提出数千万美元的名誉诉讼,指控他的《听哪,洋基!》一书涉嫌不实报道,妨碍美商“商誉”。一点都不意外,他也收到过暗杀恐吓。

米尔斯在一九六O年十二月,也就是《听哪,洋基!》一书发行后一个月,接下了保守派的战书,准备在全国电视网上和对手辩论美国的南美政策。米尔斯为了准备这场辩论,在短短的几周内,阅读了无数的资料。他把这场在现代媒体上的论点斗争当作一个极重要的大事,准备再准备,好像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斗。上天弄人,就在米尔斯一切准备妥当之时——他自信关于南美的观点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在辩论前两天,陪女儿在新买的电视前看完《绿野仙踪)上楼时,心脏病发作。虽然奇迹般地好转,但十五个月后第二次心脏病突发却永久地夺走了米尔斯的生命,时年四十有五。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对抗整个社会呢?

深一层看,米尔斯的“古巴活动”其实只是个爆炸声光,声与光后头蓄积着长久以来他对五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疏离、不满与、愤怒能量。这位在盛世独进危异之言的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美国的孤独抗议者,后人说他像个“陨石一样横扫整个冷战美国”并不为过。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不过的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米尔斯在一九五一年发表了(白领),勾勒出美国虽富裕但日益疏离彷徨而且弱智的中间层级市民的群像。面对被他称为忙碌于“歌颂美国”的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例如丹尼尔·贝尔与西摩·马丁·利普赛等人),米尔斯通过《权力精英》(一九五六年)先驱性地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支配精英的自我循环再生,以及一般民众在这个过程中的边缘化、分散化、无知化。米尔斯还写了一个“小册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指出美国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或“永久性战争机器”要为随时可能来到的大规模、毁灭性的疯狂战争负责;战争的责任在米尔斯的起诉书中,已经从东方转到西方。

米尔斯把希望和不满都倾注于“知识分子”身上。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知识真的可以立即转化为权力,恰恰相反,他很清楚知识分子根本够不上权力精英的边儿,但他还是责备知识分子必须要运用他们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脆弱的‘权力手段(即社会结构知识以及历史知识)’”,介入社会议题与历史走向的争议,并敢于下判断;要用功,还要有担当。在古巴事件之后,米尔斯对美国的知识阶层几近绝望,因为他们用“自由主义”当遁术,避免碰触知识和政治实践中的道德暧昧地带并进而反躬自省。例如对古巴革命,这些知识分子就方便地借谴责“暴力”的廉价姿态作为他们根本不用去现实地理解这个革命的安心丸。米尔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就说:“美国知识阶层的道德懦弱已经登峰造极了,他们不一定非得同意我,但我要求他们一定得面对任何暴力情境中所必然牵涉到的道德暧昧两难……在《听哪,洋基!》这本小册子里,我要做的就是直接面对这个暧昧两难。”

最早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者之一丹尼尔·贝尔,曾经赞扬过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对米尔斯而言,这个转变恰恰是一个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木再能够把自身当作发掘公共议题、增进公共讨论的一种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从而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面对冷战情势,米尔斯呼吁知识分子从各自国族范围内的自矜自满与冷漠中走出来,设定前瞻的“工作计划”,也设定自我要求的标准。在一个内外皆把知识分子“倡优蓄之”的时代,知识分子要看得起自己:“我们属于比我们各自政府还大的单位;假如我们要效忠,那效忠的对象一定也高于任何国家机器。政治效忠不得高于我们自己的说理活动。”对于那种廉价的国族主义情绪,米尔斯有天生的反感。他相信即使是国族身份也应该是挣来的,而知识分子,就其定义,更是应该学着去掉那先天被赋予的单一国族身份——这应是知识分子的“为道日损”!

米尔斯常常陷入一种深沉的耐知识分子、对自身爱恨交加的困境。这时常给他力量,也给他挫折,让他一时信念沛然,转而自疑深重。从米尔斯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九年的名著《社会学的想像力》(翻译成将近二十国文字)的构思其实一开始是他对社会学的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在写作过程中,他才焦虑地感到“一定得加点正面的东西进去”。于是关于作为工匠的知识分子构思才慢慢地添进去。从否定性批判到历史主体的寻找,这个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寻思与焦虑;一直缠绕着米尔斯。他是古典社会理论的最后一人。

“小册子作者”这个角色在米尔斯的生命晚期深深地吸引着他。“小册子作者”没啥不好,甚至在“知识分子”已经蜕化为“学者”的时代,要是能多些像十八世纪末托玛斯·潘恩那样的以普通人为对象、阐明虽普通但被压抑的道理的写作,那不是更好吗?说到底,我们这个时代是更需要两大卷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是更需要《常识》与《人权论》传统下的小册子书写?这是个问题。在一封米尔斯写给某位资深出版家的信中,他说道:“你们这些绅士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出版’哩。你们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行’,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它的真正意思是‘面向公众,。”既然写一个东西是为了要给公众看,而不是给学术同行看,那么就要避免相濡以沫的学术行话、套话,就至少要把道理说得人情人理——人普通人之情、人普通人之理。写作的讲求因此就不只是个人风格的美学问题而已,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你打不打算让受教育的一般人看得懂、愿意看、进而思考你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米尔斯不但要以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为目的,还要讲求怎么说的技巧,而这两种关心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说米尔斯是小说《大亨小传》或是电影《午夜牛郎》里的主人翁的知识分子版,可能并不算太过分。从一个边远落后的地方跑到全球最繁华昌盛的大都会,然后产生了各种震惊不解与困扰,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现代主义叙事母题了,各种“巴黎,我来了!”或是“上海,我来了”的故事从来不曾间断过。人们过去在内蒙、德州或是“外省”所内化的价值、所相信的道理、所熟悉的品味,现在逐一面临挑战与崩解的威胁。面对这种挑战,人们不是“咱回去吧!”就是努力让自己从外到内看不出一抹异乡客的蛛丝马迹。这两种途径米尔斯都不要,他不躲避这个让他无力的环境,他要让这个无力变成力量,用他在《社会学的想像力》里所创造出来的术语说,也就是把“私底下的困扰”变成“公共的议题”。

战后的美国是个“痴肥且惊吓”的年代。在高高的核战蕈云阴影下,富裕的貌似欢乐的消费社会掩盖不住越来越激烈的无情竞争以及“地位恐慌”。旧式社群邻里关系被郊区化摧毁,众多古老价值与人情味也被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蒸发殆尽;甚至连过去新教徒所信奉的自律自主的价值也烟消云散了。人们收入日丰,各式家电应有尽有,各种传媒越来越发达,但却只能让他们越来越缩进他们各自的狭小工作与亲密空间,越来越感觉空虚、无力。这是个“散众社会”兴起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有人写出《寂寞的群众》,有人写出《推销员之死》。但这些研究或作品都是以悲起以悲终。整个五十年代,惟有米尔斯只手抗议这个散众社会并昂扬与之对抗,并希望找出民主出路。

要在当代对抗当代,那就不免要寻找“历史主体”。寻之不得,则只有期望于“未来”了一一这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把他们的批判活动当作“瓶中信”的缘由;不管他们是不是夸大了铁笼,但的确是铁笼前提下惟一能做的事。和这些批判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不再相信无产阶级或是先锋政党的历史角色,但和他们不同的在于他还要在当代找到收信人。他要找,这是确定的,但似乎也是惟一能确定的。找到谁了呢?谁也找不到,啊,除了连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科学背景的知识分子。

米尔斯的经验研究自我否定了米尔斯的信念——这是米尔斯最大的黑色秘密。从《新有权者)、(白领)到(权力精英》,这一系列关于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经验研究,其实只成功勾勒出一幅黑色图景:大众消费社会来临、权力集中于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以及普通人的弱智化。这个状况,米尔斯谓之“后现代”。米尔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后现代”这个名词的社会科学家,但他使用这个词和八十年代以后的习用内涵大不同,甚至是相反,他并没有歌颂这个时代的来临,他视这个时代为一种沉沦或退化,直直退到启蒙之前。对米尔斯而言,启蒙的核心信念就是理性与自由应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人们应当要努力地维系这种联系: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理性,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扩大我们的内在与外在自由。但在“后现代情境”中,工作中的人是各种管理术的操纵对象,工作外的人自囿于各自的生活小圈圈,无法理解,遑论掌握那些形成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由无数个无力参与到社会发展方向决定过程的旁观者所构成的社会,也就是“散众社会”(这不是个矛盾修辞吗?!),而这个词和“后现代”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情境中的“主体”就是“快乐机器人”。

“社会学想像”就是要挑战这个后现代散众社会。米尔斯希望通过对于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召唤,打破后现代知识垄断于科层制与专家的情况。这些外在于科层制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称之为“知识工匠”。知识工匠应该要在举目望去遍地是“快乐机器人”的社会中寻找他的“公众”。这如何可能?如何维持这样一个杜威式的激进实用主义的信念?要知道,五十年代尚且不是二十世纪初的进步年代,那时的杜威况且慨叹于“公众”处在“失神”状态!在冷战的五十年代,公众何在呢?一向在宗教上自我认定是无神论者,甚至自命“异教徒”批评正统基督新教的米尔斯,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个真正的,因而也是早已消失的新教徒。以一种韦伯曾描述过的第一代新教徒结合信念与行动得以救赎的姿态,米尔斯说:汝必须相信,并依此信念行动。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最后,以一种类似使徒的方式说:“我们要以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假设来行动,惟有这样做,我们才会有一天真把这个假设取消掉。”听哪!这是句多不合时宜的话!永远的不合时宜。

一九四五年起,米尔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社会学。他身高一米八十几,体型壮硕。在那个教授们千篇一律穿灰西服和亮头皮鞋的年代中,米尔斯独树一帜,着格子衫、牛仔裤和劳动鞋,胸前挂着个军用大布袋放资料或教材,骑着他的BMW重型机车到学校。他宣扬“工匠知识分子”,也实践工匠生活,他在纽约郊区的房子是自己盖的,他的机车是自己维修的,他最骄傲的记录之一就是他有一张BMW原厂发放的机车维修资格证书。米尔斯认为现代都市从各方面没收了人们的生活能力,作为市民/公民,我们应该要学习各种生活技能,这是人格独立以及扩大学习能力的日常物质基础。多年后,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忘记在一次对话中,米尔斯惊讶的不得了:“老天,你是说——你竟然不烘焙你自己吃的面包!”

在米尔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多里,他有过两次重大改变人生轨道的考虑。一次是要离开美国,移民英国,这当然和他在古巴事件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与失望有关。另一次是打算放弃教授职位,离开学院,专一写作。在米尔斯最后一两年中,他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包括了拉夫·米力班和E.P.汤普森这两位英国的“第一代新左”。米尔斯在美国日感孤寂,反而在英国找到了他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同志和“参考团体”,他那时并不知道一个由他所深刻影响的运动正在新大陆培风积云。米尔斯这些移空换轨的念头都还没来得及付诸实现,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时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此时,千里外的“新左”学生正在阅读米尔斯的著作,同时正在起草著名的《呼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他们曾起意要到纽约拜访米尔斯,并不知道此后将永远不可能了。

米尔斯留下了四篇未完成书稿以及一本已完成书稿《马克思主义者》。这四篇稿子分别是关于知识分子、新左、与一个虚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对话,以及一个涵盖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社会状况的“世界社会学”大书。

“那时候,有两位作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个是卡缪,另一个是米尔斯。”多年后,汤姆·海顿如此回忆。著作《异乡人》的卡缪去世于一九六O年,早于米尔斯两年,死时也是四十来岁。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而说这话的人则是SDS的核心领袖,著名的《呼伦港宣言》的起草人,如今在加州当州议员。呼伦港是密西根湖旁的一个小城,那时SDS的基地就在密西根大学所在地的安娜堡(AnnArbor),二十一二岁的密大学生构成了那时全美国走在学生运动最前头的激进群体。

汤姆·海顿把米尔斯与詹姆斯·迪恩(银幕反叛小子的典型,于一九五五年死于车祸,时年二十四岁)、卡缪并举,其实是有深刻的政治涵义的。是米尔斯的形象和风格:学院派的皱眉对象、落拓不羁、骑重型机车、自己盖房子、反抗既存权威(“权力精英”、“永久战争机器”)、正权威之所反(古巴)……其实才是后来新左闯将们的真正心之所骛。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新左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浪漫化提供了形象资源。米尔斯是从一个遥远的、特殊的美国传统御风而至——那是一个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人以来的“激进流浪者”传统。

因此,“新左”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挪用,对他的形象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的兴趣,对他向美国体制发动攻击的兴趣(《权力精英》),远高于他对民主重建这个大问题意识的思考的兴趣(《社会学的想像力》)。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能相当说明“新左”之后的发展演变。新左的一个重要领袖理查·弗莱克斯在一九七三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指出《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对他个人的启蒙意义,但十五年后,在他的一本专门讨论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政治意义的书里,却把米尔斯的价值仅仅定位在他的《权力精英》上头。

的确,《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对象太锁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这是个问题,让人觉得米尔斯一方面讪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形上学”,但自己旋即又掉到一种“知识分子形上学”里头。这让年轻的学生不是觉得无关就是太沉重一一要一个孤独的“社会科学者”去寻找公众,提供结构与历史知识,将人们私下的困扰公共化,并自许“公共智能器官”。问题的复杂性还包括,米尔斯整个著作又有一个内在矛盾:理想走到了现实分析前头太远;毕竟,如何在一个“权力精英”与“快乐机器人”的大众消费社会前头“社会学想像”?但尽管如此,米尔斯预设了一个严肃的社会与历史分析路径,以及一个启蒙以来对平等与人的解放的信念。这属于一个严肃的“现代性”计划,有各种价值也有各种内在限制。米尔斯计划的内在矛盾与困惑,当然也反映了这个现代性计划本身的问题。新左小将放弃了和这个现代性的、政治的、历史的米尔斯继续对话,而选择将“米尔斯”浪漫化与烈士化,不啻是拿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日益抒发性的、“文化性”的运动找到正当性服务。陶德·吉特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六十年代美国新左运动的一些“难题”,其中就包括了,到底是走文化反对,还是激进民主?抒发性的“文化”行动,还是策略性政治行动?吉特林显然对往浪漫化的倾斜是有些欷献的。

米尔斯对另一路径或许可以提供更深刻的贡献,但历史并不允许,反而要他扮演一个舞台化的角色。八十年代后主流的、保守的“形象化的政治”或许最早始于“大拒绝”的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当六十年代的狂飙远扬,里根一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时,汤普森带着颇为沮丧与懊恼的口气怀念他那已经过世二十年的朋友米尔斯。他说:

我不觉得我现在要比六十年代运动高潮时更孤绝。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左运动,我和我在英国的同事们都很热衷于它,美国方面则有米尔斯,他是我们在美国最亲密的同道。然后,出现了第二个新左。同时某种知识界的转变也发生了,而我觉得这个转变是不幸的。抒发性的活动被捧上了天,压过了理性与开放的政治活动;同时,西欧也发展出一系列极繁复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日趋神学性,而与我所自处的马克思主义断了线。接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和更广大的人民运动绝了缘的知识分子左派运动,它还标榜这个绝缘。一方面,史学家如我可以马上看出这个新左运动不过是反叛的布尔乔亚在搞它自己的反叛把戏,纯粹是自鸣得意的姿态,不属于一个严肃的和深厚的理性的革命传统。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个新左运动所追求的众多诉求仍然是左派所一贯追求的,特别是反越战斗争,广泛的争取教育制度民主的斗争。我当然不能公开攻击或批评这个运动,除了在这个运动之内,但即使这样也很困难。因此我的孤绝感一方面来自于这个运动走上了一个在很多方面令我悲叹的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只能够保持缄默。

凯瑟琳·米尔斯与她的姊姊潘蜜拉·米尔斯把她们所挚爱的父亲和友人的通信以及一些自传体文字编辑成书,帮助我们从米尔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朋友、父亲、同事……)来理解他的思想、理想、不安、固执、矛盾与困惑。凯瑟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借一件小事描述她印象中的父亲,很生动,也和六十年代新左小子们所塑制的殉教者米尔斯形象有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出入,能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鲜明地想像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典型的米尔斯。小凯瑟琳(米尔斯去世的时候,凯瑟琳还不满七岁)怕黑,父亲的做法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夹着手电筒,带凯瑟琳绕行房子一周,凡遇见黑暗、深邃的角落、储藏室或橱柜,父亲就用手电筒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小小的凯瑟琳明白,黑暗里并没有隐藏着什么真正可怕的东西。从这个历历在目的回忆中,如今将近半百的女儿找到了一种适合纪念她父亲的总结性话语:

我心灵深处仍然可以看到我父亲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橱柜。是!我们是可以照亮遥远的角落。不!我们不应该栗于面对我们所发现之物。我相信我父亲给我的教训也同时是他要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讯息。他的手电筒是理性之光、人性的目的与道德热情,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致力的正是驱除这个由冷漠、迷惑与不负责任所造成的黑暗。


C·赖特·米尔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