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采用赤道坐标系统

内容摘要:天文学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学术界说法各异。本文在李约瑟先生分析的赤道、黄道、地平这三种天球坐标系之间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三系在实地观测中各自的空间取向之间的差异,证实了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不仅仅是存在,而且相当发达并领先于其他各国,故而被现代天文学承传至今。只是一些学者忽略了它的独特性,才会否定它的存在,进而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累累硕果看得一文不值。
关键词:三种天球坐标系;差异;古代中国;天文学;独特性

一、天文科学体系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
  天文科学体系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许许多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正如天文学专家郑文光先生所说:
  “一个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学的法国学者德莎素(deSaussure),就曾经根据《尚书·尧典》热情地描绘了他所想象的我国四千多年前的天文学的盛况:
  ‘在隐藏着中国的神秘古代的黑暗中,《尧典》在我们面前揭开了这样一个场景。皇宫的一个庭院清晰的出现了,这里便是司天之台。闪烁不定的火炬的亮光显示出正在进行的事情;从那投射在漏壶刻度的光线,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们正在选择四颗恒星;当时,这四颗星正位于天球赤道的四个等角距的点上,但是,它们注定要用它们的移动来为后世说明,这幕场景发生在四千多年以前。’
  也是一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法国学者马伯乐(H.Maspero)却截然相反,他认为中国天文学的历史是很短的,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天文学还没有产生。
  另一个法国人德伦贝尔(M.Delambre)走得更远。他说:‘中国历史虽然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已经不是评价的观点问题,而是肆意的贬低了。
  有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从来不曾做过研究的英国三一学院院长,更是十分恶毒地诬蔑中国古代天文学。他说:‘这是一个从来不晓得把自己提高到最低水平科学推理的民族;我们对于他们那些荒谬的东西所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即使散布在他们史书中的古代观测记录是可靠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去注意。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近年来,英国的一个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专家李约瑟(J.Needham)对中国天文学作了一些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
  “‘除巴比伦的天象记事(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观测者。’他又说:‘显然,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位置,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所给予它的重要得多。’”并总结出中国天文学的七个优点[1]。
  通常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古代中国和西方科学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本身的角色意识不同,所以,他们除了为求知这一共同目的进行科学探索活动外,还有不同的目的。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古希腊的科学家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以天文学为例,古代中国官方天文机构名称历代不同,如太史、太史局、司马监、钦天监等,但天文机构的设立一是为了制订历法。二是为了观测天象。在古代,历法是人民‘生存’的指南,农田的耕种、收播都要依照历法行事。历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中国历代帝王登基都以颁布他的新历法作为其合理性的标志,如刘歆的‘三统历’就是为王莽篡权而制定的,及崇祯改历等。观测天象主要用于为皇帝预测吉凶,以求奉天承运,行战争,平天下。这种为生存服务的实用传统为中国人从事科学探索设定了一座无形的围城,人们一旦谈及科学就必定进入这座围城,否则就不属于科学探索范围,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历代都涌现出一些天文学家,总体人数比其它学科都多,而且天文学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却没有产生出天文学体系的缘故。”[2]我们的辞书也是只有“中国天文学史”的词条,没有“中国天文学”的词条,无法令人象了解希腊、埃及、阿拉伯天文学的框架那样对“中国天文学”的框架一目了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天文学”,那麽“中国天文学史”又从何而来?
  古代中国究竟有没有天文学?为什麽同是面对中国古代大量的天象记录,却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除了带有偏见的种族歧视这一原因之外,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不了解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探究古代中国天文学,也是不承认古代中国有天文学的一个主要原因。立足点不同是足可以让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岭有路可行,峰无路可攀。有路可行则所获颇丰,无路可攀则收效甚微,立足点、研究方法不对头会让人一无所获。因为对中国天文学的正确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正确认知,所以非常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澄清。

二、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
  古代中国天文学根本不象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是与古希腊的科学家一样,“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全面、深刻、细致地综合分析、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天文学体系方面的差异之后,得出的精确结论是:
  “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今天的射电天文学家为什么要以巨大的兴趣去查阅两千年前的中国天象记录呢?这是很简单的事。它不含有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特别的技能,这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古老统治方式——太史院逐代转述并大量记录下天象(尽管有内战和入侵的动乱)。……天空事件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后代的史学家按惯例将它们系统地整理,从而到今天我们都受益匪浅。……中国天文学与希腊有深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发展了巴比伦的代数学传统,计算和预告太阳、月亮、行星的位置不需要任何实在的几何模型,不象欧多克斯(Eudoxus,前409-356)、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依据机械天层所建立起的那种“均轮套本轮、轨道套轨道”。……说来也怪,没有托勒密的行星天文学,却也有其好的一面。……对中国人来说,恒星是无须解释的发光体,彼此相距遥远,漂浮在无限空间之中,它们组成固定的形状已过了亿万斯年,这比起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上午9时”被创造而出现的思想是多么高明的见地啊!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的上述概念在十七世纪时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他们,而且仅仅是他们对吸引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一知识通过马里孔特(Maricourt)的彼得(Peter,郭守敬的同代人)的传播刺激了吉尔伯特和开普勒去比拟重力和磁力的吸引,从而促进了牛顿的伟大综合。
  中国和希腊天文学之间另一个基本的差异,是着重点的不同。希腊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黄道,七曜由此通过,希腊人类似于古埃及人,通过注视偕日升和偕日没(即黎明前升起、黄昏后落下)的星座去解决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问题,然而中国人的注意力总集中在赤道和拱极区,即恒显圈,恒星在其中永不上升也永不落下,我们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观测中心河南阳城就可见到这一情况。……
  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四宫,象我们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每一部分有一古代象征性的动物: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或“阴沉的武士”)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这种五行观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中。此外,还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天区分划。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称作28宿(月站),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有很大差别。将各宿隔开的时圈从天极辐射出来,象被天空网成许多桔子瓣,某些宿位于赤道之上,另一些分布于赤道南北。
  ……
  从上述28宿星座你一定注意到,中国人的天空分划同希腊的及现代天文学所通常用的星座全然不同,成千的星座中东西方有相同名称的至多不超过一打,其中有大熊、猎户、御夫、南冕和南十字。……天空分划的徊然不同是关于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之一。
  如果我们现代的天空在命名方面是希腊式的话,那么在计量恒星精确位置这一同样重要方面却完全是中国式的。计量恒星位置现在有三种经典方式。希腊式,按黄道和黄极决定一切,一颗星的位置以黄经、黄纬表示;稍后的穆斯林式,用地平坐标系,以高度和地平经度表达;而中国式是从赤道和时圈起量,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赤经、赤纬完全相同。中国人测量了每一宿的距度,并以去极度代替去赤道度,它们的系统同现代人一致,可能有人要问,西方是什么时候变过来的呢?“那是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下半叶第谷进行伟大的天文观测的时期。看来,他们部分地是受到了精通中国系统的阿拉伯人的影响而选择了现代体系。”[3]
  尽管有了如此清楚的分析,但是在学术界的一些学者看来,这只不过是李约瑟先生的一家之言,还有的学者认为李约瑟先生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诸如以上所谈,孰是孰非,还需要大量的史实来予以澄清。

三、三种天球坐标系的差异
  在叙述史实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清楚三种天球坐标系的差异。
  1.三种天球坐标系
  三种天球坐标系图如下:
1
  三种天球坐标系统:
  (a)中国——赤道坐标系统;
  (b)阿拉伯——地平坐标系统;
  (c)希腊——黄道坐标系统[4]
  2.三种天球坐标系之间的差异
  图中可以看出,赤道坐标系以天极为中心;地平坐标系以天顶为中心,黄道坐标系以黄极为中心,这三个中心是不一致的,三者的空间取向也是有区别的,三种天球坐标系的差异也正在于此。
  A.赤道天球坐标系
  赤道天球坐标系在古代中国被称为浑天系,它是将天地看作一个整体,将这个整体比做一枚鸡卵,将地球比做卵中黄,将环绕地球的天穹比做卵白和卵壳。浑天系是以地体为天地的球心,以南、北两天极为轴心,亦即天地的中心;以缘地球表面向四周延伸的太空为上下四方。以北天极为上,以南天极为下,以与地球赤道相平行的二十八宿为圆形天道,以将二十八宿所标示360度等分的十二辰为划分时间的坐标,并在这一立体的“卵壳”上标示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正如李勇先生所指出:(由十二支标示的)“天空十二辰对观测者而言是随整个天球参与周日和周年运动。”[5]随整个天球,即是随整个地球参与周日和周年运动。因为整个天球是整个地球全方位向天穹的延伸。正如古代中国天文学典籍《太玄经》所说:南极与北极是天轴所在的处所,天旋地转由此而起,就象车轮有车轴,所以能自行旋转。众星全都移动,惟独北极固守中央相对不变换位置(古人所讲的用于标识北天极位置的北极星只是相对不移动位置,其实自古至今作为天轴轴心的北极星也是换了好几个的)。因此得知北极星的位置居于天地的中心,天地是倾斜的,所以(在人的视觉中)极在正北。极就象转轴的轴心,以(相对的)静经历(不停歇的)动,计量出十二时[6]。这一体系所认知的时空背景是以“极”为枢纽(中心),“时乘十二”。一年的十二月、一日的十二时,都是以极为中心对二十八宿的十二等分。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讲就是以“极”为中心对地球赤道和天球赤道360度的十二等分。见《地球赤道坐标系图》:
地球赤道坐标系图
 B.阿拉伯地平坐标系
  阿拉伯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所在地的铅垂线向上、向下无限延长为天顶和天底(见《天顶与天极区别示意图》)。天球上通过天体、天顶和天底的半个大圆(从N到S),叫做该天体的“地平经圈”。从地平北点(N)起沿地平圈以顺时针向量度到天体地平经圈和地平的交点,该圆弧叫作天体的“地平经度”,也叫方位角,范围0-360度。它也可从南点(S)起量度。从地平起,沿地平圈量度到天体的角距离,叫作天体的“地平纬度”或“高度”,范围0-90度。天顶、天底是地平圈的两个极,地平圈把天球分成可见半球(午半球)和不可见半球(子半球)。因为赤道天球是以天极为中心;地平天球是以观测者为中心。所以只要观测者不在“极”的位置,天顶与天极就有交角。而且观测者所在位置不同,同一天体的地平坐标也不相同。所以,地平坐标有地方性。尽管地平圈这个大圆360度可以等分为十二份(24小时),赤道圈这个大圆360度也可以等分为十二份(24小时),但是地平天球的可见半球、不可见半球与赤道天球的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在空间取向上是不同的。
天顶与天极交角示意图
  C.希腊黄道坐标系
  以黄极为中心的希腊黄道坐标系,是以太阳为中心,以平行于黄道两侧8度范围内的12个星座,也称十二宫为坐标。黄道是指地球上看太阳于一年内在众星之间所走的视路径,即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由于地球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故太阳在天球上每月沿黄道移动30度,相当于每月位于一个星座。赤道和黄道之间有23度左右的交角,赤道大圆与黄道大圆的空间取向也是不一致的。(见《黄赤交角图》)
黄赤交角图
  早在晋·司马彪撰《后汉书·志·律历中·贾逵论历》中就分析了赤道和黄道在测定天体位置上的区别,“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如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辄奏以为变,至以为日却缩退行。于黄道,自得行度,不为变。……《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其斗、牵牛、(东井)、舆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皆不应率不行。”也就是说,单就月亮这一天体而言,依据黄道和依据赤道所测“弦望”日期及运行速度是不一样的。对其他天体的测定自然也是如此。
  3.权威人士论差异
  赤道坐标系与黄道坐标系并无直接的关系,“正如德·沙素(deSaussure,1740-1799)的名言所说:希腊天文学是‘黄道、角度、真实、周年’”;而中国天文学是赤道、时间、平均、周日’。按照某些拱极星的指引定出赤道上的标志点,系统观测这些拱极星的中天,中国人从未迷失逐时变化的星座方位,因此他们能确定太阳、月亮不可见时的位置。”[7]拱极星是指恒显圈和恒隐圈内的星。恒显圈内的星总在地平圈之上,故可观测到它们的上中天和下中天。恒隐圈内的星,总在地平圈之下,永不上升,故看不见(见《恒显圈图》)。
恒显圈图
  也就是说,赤道坐标系是依据恒显圈内环绕北极星的北斗星等天体的观测来确定时间。这一系统有异于西方天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天极、赤道的,而不是行星、黄道的。”黄道坐标系则是“观察恒星的偕日出和偕日没,也就是观测黄道附近的恒星在日出前或日没后瞬间的出没。我们都记得古埃及著名的对天狼星的偕日观测。进行这种观测并不需要天极、子午或赤道等的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测时系统,它自然地导致人们熟悉黄道各星座,以及距黄道远近不等的和黄道星座同时出没的恒星。……”[8]赤道与黄道,就象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赤道的星宿与黄道的星座,如同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的停靠点和出站口有所不同一样。我们不能去高速公路上寻找普通公路的停靠点和出站口,也不能去普通公路上寻找高速公路的停靠点和出站口。同理,不能去赤道坐标系的十二辰中寻找十二宫的客观依据,也不能去黄道坐标系的十二宫中寻找十二辰的客观依据。
  对三种天球坐标系之间的差异,李约瑟先生做了如下的论述:“希腊坐标基本上是黄道的,依黄道和黄极测量恒星的位置。阿拉伯系统是利用地平,采用地平经度和地平纬度,这种系统具有很大的缺陷,仅可用于地球上某些单个的特殊点。在中国根本没有地平系统,可能仅在很晚时受阿拉伯影响才出现。另一方面,希腊系统确实在唐朝就出现了,当时几位印度科学家正在中国工作;如某书中说,某星在黄道南或黄道北几度,但这已是公元八、九和十世纪的事了。所有的文明都用过这三个不同类型中的一种或其它的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显然是中国式。关于这一点,我也许要对牛顿博士所作的结论表示怀疑,如果他认为所有古代系统最初都是地平式的。我认为,很难说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情况是如此,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天极——赤道坐标的出现是很早的。”[9]早到何时?据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M45号墓,墓中由蚌壳堆塑而成的一组包括北斗和苍龙、白虎星象的天文图,证实中国的赤道坐标系统,在距今6460±135年以前就出现了。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如果牛顿博士有结论”的话,而有丝毫的顾忌。

四、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独特性
  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在于,①六、七千年以前就建立起沿用至今的赤道坐标系;②根本没有地平系统;③与黄道坐标系没有关系。这一独特性使“中国天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在着眼点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天文学有显著的不同。”
  1.以“地体为天地的球心”不同于西方的“地心说”
  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以地体为天地的球心”,与西方的“地心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地心说认为,地球静止地居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绕地球转动。在古代西方当时观测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地心体系大致能够解释行星的视运动,并据此编出了行星的星历表[10]。赤道坐标系的“以地体为天地的中心”,却不是将地球认作静止的,更不是将地球认作宇宙的中心。
  在将地球作为一个天体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是把地球和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等同看待。认为“地体”与五大行星是同一类物质。如《素问》就明确指出:“观五星之东转,则地体左行之理昭然可知也。”“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是“太虚之中一物尔。”[11]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观测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自西向东旋转,那么地体自右向左运行是明明白白可以认知的。地体在人的脚下,太空之中。不过是太空之中的一个物体罢了。《尚书·考灵曜》也指出:“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自觉也。”地就象一条航行着的大船,人坐在船中,关着窗户,船在行驶,人却觉不出来。《列子·天瑞》则说:“运转靡已,大地密移,畴觉之哉!”地球是不断地旋转着,只是人的感官不能觉察。《春秋纬·元命苞》记述了:“天左旋,地右动。”《春秋纬·运斗枢》则说:“地动则见于天象。”天空中天体的移动体现了地体的运动。《尸子》的论述则具有相当强的学术性:“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昂。”即天是从左向右伸展开来,起点处是牵牛星宿—-冬至起点;地是从右向左旋转,起点处是毕、昂两组星宿。牵牛与毕、昂在二十八宿中处于遥遥相对的位置。那么地体凭借什么而立足呢?“大气举之也。”[12]也就是说,地球和五大行星一样,共同漂浮在太空之中。它们和太空中的所有天体一样,都被大气托举着。而且承传了四千多年以前夏代用十干纪一年分十个月历法的彝族人民,就保留了古老的中华民族“老虎推动地球转”的观念[13]。这些观念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以“地体为天地的球心”之出发点。有了这些正确的出发点,无论是对北极星的观测也好,还是对北斗星、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等天体的观测也罢,认知的都是地球与北斗、太阳、月亮、五星、二十八宿等天体复合运动的现象,测定的都是天体(自然也包括地球这个天体)在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对应规律。赤道坐标系的天球坐标系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其科学性也是无可置疑的。不然的话,现代天文科学就不会“在计量恒星精确位置这一同样重要方面却完全是中国式的。”
  2.赤道坐标系的“天地”不同于地平坐标系的“天地”
  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是用于对整个天地的划分,赤经、赤纬是不变的,依据天极、赤道划分的南北东西也是固定的。它不同于阿拉伯系统所使用的地平坐标系是“仅可用于地球上某些单个的特殊点。”因为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为中心来确定天顶和天底,地平经度与地平纬度随观测者所在地不同而不同,依据天顶、天底、地平圈划分的南北东西也是随之变化的。
  以天极为中心来划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是将整圈赤道等分为四;以天顶为中心来划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划分的是以观测者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比如中国的殷商朝代主要活动地域是河南一带,如果以观测重地—-阳城为中心来划分方位,划分的就是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中。单举依据赤道坐标系的十二辰而制订的“十二支”历法为例,如果将“十二支”认做“地平十二支”,就会在地平坐标系内探询十二支的空间取向,比如以阳城为中心来划分十二个方位,在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中地域探询十二支的时空依据。然而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中是无法圆出360度的,只有赤道坐标系所界定的整个天地的十二辰才是十二支的真正归宿。现今天文学中以英国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基准的一天24小时划分与古代中国历法的一天十二时辰直接对应,现代天文学的赤道大圆360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二十八宿同出一辙,现代南北两个半球的划分是依据赤道一分为二,等等,这些都体现出现代天文学是对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承传,并证实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是用于对整个天地的划分。
  可能因为学术界一贯认为,“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很简单的:大地是一块平面,天穹是半个圆球,扣在大地上,天地毗连在一起,而日月星辰各种天体就在这个半圆球的天穹上运行。例如,古代的希伯来人就认为:在平坦的大地下是深渊,而地面上则充满了空气,空气之上是一个圆形的苍穹—-就是最低一层的“天”,在天穹与大地毗连的地方就是所谓风库,而苍穹之上,则贮存着雨水和雪;外面还有一层“天”包着,两层天都和大地毗连在一起。……”[14]一些学者忽略了赤道坐标系整个天地与地平坐标系半个天地之间的区别,认为“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左大海,右高原的‘海中地’国家,古代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这一中心的北部是辽阔的草原和森林,西部是崇山峻岭和万里沙漠,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东南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临近的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都不如中国发达,因而就使中华民族不可能象希腊人那样大量吸收埃及人的几何、苏美尔人的代数、亚述人的天文科学等科技成就。这种相对封闭的大陆内聚形地理环境,不仅有效地限制了中国与其他古文明地域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局限了中国古人的地理视野,无从全面了解世界地理状况和真正认识地球形体,遂产生了‘中国居天下之中’、‘四海之内’、‘大九州’的世界图示观念这些地平大地观念的概念,导致我国古代学者对气候成因的探讨,也是从地平观念出发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15]要知道,赤道坐标系所界定的“天地”,其空间背景是缘地球表面向太空延伸的整个天地;而地平坐标系仅可“用于地球上某些单个的特殊点”。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则很容易把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天地”的空间背景局限于中华大地。如由十二支所标示的地球十二条经线,是对整个地球以“极”为中心等分十二,与之直接对应的子—北;午—南;卯—东;酉—西,是整圈赤道的用四等分,而不是以中州[16]为中心,将中华大地这个大公鸡形状的版图等分十二,也不是将中华大地用四等分。这是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应该充分提起注意的。
  3.以“天极为中心”不同于以“黄极为中心”
  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与“黄道坐标系”的不同点在于,不是以黄极为中心,因此不能去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系绕着银河系转的空间背景中,探询由“赤道坐标系”中诞生出来的历法如十二支之类的科学依据。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地球上由于受到太阳光线角度的不同,才产生气候状况随纬度和季节的差异,并据之建立了关于热带、温带和寒带的概念。希腊人把整个地球分成许多平行的地带,他们称之为‘climata’。该词与现代的“气候”(climate)不同,它没有气象学的意义,而有一种地理学或天文学的含义,意思是“倾斜度”[17]。这就是黄道坐标系的“黄道、角度、真实、周年”。仍举“十二支”为例,如果将“十二支”认做“黄道十二支”,就会在黄道坐标系内探询十二支的空间取向,在黄道十二宫中探询十二支的时空依据。而黄道十二宫与赤道十二支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依据对黄极、太阳的视运动;后者主要是依据对天极、北斗的视运动。有关这方面内容笔者有另文论述。
  4.三种坐标系的差异体现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
  三种天球坐标系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实地观测中空间取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赤道坐标系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
  通常学术界认为六、七千年以前,是原始人生活的时代。一些学者根据自己对原始人认识水平的估测,认为原始人最早的时空观念来自对日出日落的认知,如果说这个时期就建立起至今还在使用的赤道坐标系,则很可能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然而出土实物与史料记载的多方面吻合却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赤道坐标系的年深日久。由此也可以证实,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不仅仅是存在,而且是相当发达,并被沿用至今。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地平系统,与黄道坐标系(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前)又没有联系,一些学者不了解这些情况,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地平、黄道这两种坐标系的基本知识;用现在的天文现象去分析古代中国六、千年以前的天文现象和天象记录,其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无法使古代文献记载的史实找到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所以他们错下结论,认为“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不存在”。如果我们无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继续于三种坐标系之间的差异而不顾,仍旧沿袭旧说,拾人牙慧,否定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实在性、科学性,就会埋没古代中国天文学中所蕴涵的古代中国先哲们对时间、空间与物质世界科学认知的思想精华,进而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那独具的魅力看得一文不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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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乃昂·中西古代气候学的概念模式及其比较·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1期(1998年):1-8
[16]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17]英·丹尼尔·丁·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