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美

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 – 1986年4月14日)

女人之美,站在本能的角度从根本上说,每个被爱女人的激动人心之处,根源于爱他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男人。准确的说,一个因为生理功能基本达标,才能够在心理上充满亢奋的正常男人。

但是,什么样的女人美得最激动人心呢?很多男人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我,最喜欢的女人是安吉丽娜·朱莉那样的,她高挑,丰腴,且有一双诱人的大眼睛,勾魂摄魄的眼神中透出的,是“你必须欣赏我——假如不能膜拜我——的明媚”,嘴唇的唇线宛如一辆曲线流畅的法拉利跑车让人兴奋。当然,从精神层面上说,这还是看《古墓丽影》中的矫健身手养成的习惯,从这个素习中我发现并确认了自己。原来,我喜欢像朱莉那样有个性的女人。尽管后来我才醒悟到自己的天真,基本上每个男人都和我一模一样。他们都是朱莉的粉丝。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我对包括朱莉这样或那样的女人的品位,要比他们高。我懂得注意朱莉的素质,正好比今天我对一个朋友转述《闲情偶寄》里李渔的话:女人之美,三分在容貌,七分在风韵。

朱莉就好比《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那个风骚的莫尼卡·贝鲁奇,是个很有风韵的女人。风骚和风韵,是一是二。

其实,我常想:很多人特别是我之所以对比如朱莉或朱丽叶罗伯茨或朱迪福斯特这样的“个性女人”感兴趣,源于一种对比效应。假如我们夸大点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交汇碰撞后正常生理反应的心理沉淀,或心理反应的生理沉淀。

在我们古代中国,最美丽的女人大都是非常公式化模式化的,无论从生理上她是环肥,还是燕瘦。无论心理上她是黛玉还是宝钗。就说脍炙已久的四大美女吧,西施和范蠡的遂愿爱情类属“才子佳人型”,王昭君和汉元帝的未遂之爱类属“帝王后妃型”——其实还是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的变种。比如貂蝉和吕布就份属“英雄美人型”,往上可以追溯到项羽与虞姬那场四面楚歌的“苦情大戏”。最后,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在天愿作比翼鸟”的“长恨歌型”了,——仍然挣脱不出那种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的套路。

我们还可以发觉,除了西施姑娘结局稍好,能和范蠡泛舟五湖享受人生,晚景不算凄凉,红颜未曾薄命。基本上中国古代红粉佳人的个人命运大都是她们自身难以把握的。一部流传千年的《列女传》可以为证,什么“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以至孽嬖”,都是一些既凶又狠超越常人的道德标杆,那比彼邦的“圣女贞德”还要陈腐肤浅。

这四大美人的叙事手法不外乎可以还原到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如西施和昭君,都是为了君国牺牲个人幸福的典型,不过对于西施是暂时的,因为她还能苦尽甘来,没有如昭君出塞弹奏的,是一曲无尽的凄凉挽歌。曹雪芹的探春最后不也是这样的结局吗?二是英雄美人才子佳人的俗套。这也有很多变种,但基本上都是英雄穷途末路佳人矢志不渝的强调忠贞——尽管有些调味料的分分合合波波折折。所以,像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或红拂夜奔李靖的那种私相授受,是不太符合中国主流传统的审美观点的,虽然多情的才人文士也会照例拿来风骚风流风雅一回,但骨子里藏着的,仍然谈不上对于女人个人权利的尊重而是对于风流韵事的激赏罢了。艳羡得紧!明末吴三桂为了爱妾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历史卖点,也并非陈圆圆的美貌绝世,而恰恰彰显的,只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雄浪漫。着重在英雄的多情,然后才是浪漫的绮丽。这与西方的骑士精神对于贵妇人的呵护,并多少也有些浮夸得视为一种荣誉,或堂吉诃德对于杜尔西内娅的痴心眷恋,根本不同的地方似乎在于,前者是把女性的个人命运放到一个更宏大其实也更无趣的氛围里情境中作为一种僵化呆板的文化载体,残忍而又陈腐,一种现在看来纯属祭坛上的牺牲。而后者,则多多少少以女性本身也就是她们的独立意识作为一个目标参照物。梁遇春在一篇文章《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中说得好,我们的爱情多是卿卿我我式的,而西方的很多爱情多是生生死死的。

这种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的俗套到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颠覆时代,再用梁遇春的话,摇身一变,才子变成时髦的新派文学家,他们是时代造就同时也造就时代的英雄。而佳人也好,美人也罢,受西方舶来观念影响,于是个个都以天使安琪儿的面目出现,或者《春风沉醉的晚上》的底层善良,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工人,农妇,还有妓女、交际花。流风所披,自然巴金的《家》好比郁达夫的《沉沦》里对于各色人群爱情解放个性独立的讴歌与喟叹,还有丁玲冰心林徽因黄庐隐这样的追求个性独立的文风流派的出现,自然也就自然而然起来。同时,这样的文学风气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貌而形成一个新的时代风气社会意识。等而下之的,是无论哪个时代都难以避免的时髦跟风。直到49鼎革以后这种追求个性独立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习气才被更为宏大的集体意识所取代,所清除,所抹杀。从此以后,我们的爱情生活私人空间进入一个类似禁欲色彩浓厚的“清教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切个人化的东西都要主动或被动地被集体色彩浓厚的公共生活一笔勾销。尽管我们知道,这样必然产生的精神压抑、焦虑,紧张形成的这样那样的暗流,对于人性的灼伤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并非我们有些乐观天真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成长的某些自得其乐的人所能理解。他们能够理解的最大亮点也就是张艺谋的山楂树。他们或许忽略了的是,实际上对于历次运动的狂热还有迫害虐待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个人特性勾销后形成的压抑,束缚,以及随之而起的反向的能量积聚——不能对外,就只能对内,还有积聚已久后无处释放的沉闷和苦痛。其实我们在狄更斯许多反映糟老头老孤婆对于孩童的虐待,以及曹七巧对于长安的感情生活的变态束缚中,就能很明显的证明:凡是扼杀个人特质,消泯个人特性,压缩私人空间,使他们或她们的所谓能量力比多不能正常抒发宣泄的,都会为一个变态社会的许多变态现象,埋下浓重的伏笔。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以及整个精神分析学派还有他们现代后现代的许多后继者比如福柯德里达马尔库塞拉康诸人的睿智。也能认识到,为什么即使罗素这样非常强调理性生活的思想家,也会采用最新的心理学成果比如弗洛伊德的,威廉詹姆斯的,还有马赫的经验实证种种新学说,新观念,与时俱进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以后,从而进行他在比如《心的分析》里人的心理动态分析阐释的补充思索。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对于中国女性心理动态动向的考察,必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流行大潮所致,从西蒙波伏娃还有比她更早的伍尔夫夫人,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伍尔夫夫人笔下的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影响,这是比较高端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一个集体主义蒙昧时代的退去,往往正是一个市民通俗文化个人意识勃兴的崛起上扬,而现代社会有人所谓占据主流的大众媒体的狂轰滥炸张牙舞爪,正负两方面效果而论,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女性个体独立意识巨大的推动力。在这里我不想进行阶段性的细分,也不想进行具体而微的阐述,因为我某种意义上不想关注那些显而易见的种种细枝末节,而只想“大而化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触悟,一些比较直觉的体验。从好的一方面来说,伴随着个人意识觉醒的女性独立从总体大方向原则上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性的健康的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它必然追求和鼓励个人意识的独立并予以尊重。但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一种文化层次比较高端的精神独立意识作为匡扶,作为效验,作为富有反省意识的纠驳,也会形成一种无原则无底线的自以为是或自我夸炫自我放纵: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这种流弊。因此,像荣格这些人才会认真思索所谓回归精神家园的大问题,像艾略特这些人才会深有感触现代社会人性的荒原。有些学者喜欢把它归罪于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特有现象,那只是说明有什么样的先入之见,就有什么样的躲闪回避。

像最近郭美美baby的事件,就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上的貌似独立自主的浅薄假象之暴露。我们无法否认像她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很多,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活跃在我们这个镀金时代而面无愧色无比骄矜。另外,现在各大媒体泛滥的知性女人的流行,如杨阿姨陈姐姐徐美眉之流,则是自我定位在精神层面的一种浅薄的拙劣的模仿,因为她们的言谈举止精神风貌,透视一下,不怕得罪的说,正好比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的母亲,也就是一个冒牌沙龙或跟风俱乐部的格调,根本无法如西方比如波伏娃或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那样深入当今时代诸如政治格局社会现象人类心理的深处,(当然我们也有李银河····等真正我所尊重的知性)我还觉得可以用有人对于中国文坛现状的认识来评骘中国很多女性作家,无论她是写小说还是写专栏。“他们写不出像加缪那样深入人类本质的东西,他们缺乏这种对于人类深层存在进行探询的技能,洞察力,以及对于丑陋现实的批判和质疑,即使他们此类尝试也是如浮漂飘浮在人类心灵的表层而随波逐流没有根基。他们大都是在东施效颦。”

去除了比如社会分配不公权力腐败滥用的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成分,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像郭美美baby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几乎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衍生而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本质上与芙蓉姐姐罗玉凤之流乃一丘之貉:因为肤浅所以浅薄,因为浅薄所以炫富,弄美,甚至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卖身,最后的走向是没有个性的个性。我们完全可以用搜狐的一句话来予以点评:素质,注意素质。

我们按照一般常识就可设想,往昔坚固无比的精神堤坝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一旦被汹涌的本能宣泄之狂潮予以冲击——不管是堤坝主动撤除或是被动冲破过后的倾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思想观念自然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激变,我认为这种激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以及作为政治策略的副产物,对于传统文化或真正的文化本身的矫枉过正或故意曲解的消解。然后我们才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予以解释说明。但这个问题一来我没细致研究过,二来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它在我这个没有学者倾向更乏学术素养的人看来,也没有多少值得条分缕析的价值和意义。它一望而知。

我只想说明并予以提醒的是:个人独立特别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实在是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一种值得我们大力褒扬的作风。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或者独立,首先应该建立在一种思想文化提升的基础上,并作为一种修养见识,浸淫沉淀在每个包括郭美玲这样的富家女或女强人或追求个性的谁谁谁心目中,这样的时代女性,即使她没有朱莉的性感红唇连带朱丽叶的大嘴性感,还有朱迪福斯特体现在《沉默的羔羊》中的勇毅,也是无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荧屏上的电影明星好比下了台还准备上台的某些台面上的政府官员,总是能够很好展现他们表演色彩极为浓厚的一面。对此,我们应该在彻底追问红十字会的种种因为很透明,所以就越发诡异的主要任务之余,附带思考这样一个也许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如何从郭baby这样喜欢开着跑车穿着时装炫富夸贵觉得自己很美的行为艺术中,去更为实在和深远地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时代女性,以及什么才应是真正笼罩在这些独立意识往往很强大的时代女性头上的光环——它绝不炫目,而偏偏能够真正的深入人心。

这道光环,这种效果,这种理想中的女人之美,好比建立红十字会以及一切慈善团体的透明机制,要能真正地让每个关心此事的公众信服,和我这样的好色之徒兼爱美男士慑服,可不是发些豪言壮语就能一蹴而就的。

比如这句,“社会组织在品牌树立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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