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赖特·米尔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研究

时立荣 王安岩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100083 )

【内容摘要】本文以《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为核心,追踪C·赖特·米尔斯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作能够改变美国社会的潜在力量的学术思想轨迹。认为,从他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探讨新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到在《权力精英》中探寻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再到《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展现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米尔斯一生的学术发展路径都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紧密勾连。米尔斯最后将《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的“个人困扰”提炼成“公众议题”,即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互构出公共性议题,并得出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的结论,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即社会科学者应该具

有的心智品质。可见,上述三部曲完成了他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转向。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丰富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更进一步,米尔斯的学术思想启发了后人的思考,他希望社会学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的声音,既尊重现实经验,又敢于批判怀疑,以保护民主价值观。

【关键词]】 心智品质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想像力

C·赖特·米尔斯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像力》,倾向于从社会科学者应该具有的心智品质的角度来解读本书的核心内容,推崇“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社会学意义,或者以“批判社会学家”的身份对米尔斯展开论述,缺少关注其知识工匠的身份及其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按照其学术发展路径,从米尔斯的早期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和晚年《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分析他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一.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与公共知识分子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是一部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的著作。米尔斯从19世纪的老式中产阶级写起,分析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构成老式中产阶级的主体: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是如何逐渐丧失其社会主体地位,被新中产阶级所取代的。继而论述新中产阶级又如何成为现代美国社会的“牺牲品”,在极度发展的科层制度中创造物质价值却自我迷失,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的。总之,米尔斯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给以全面的剖析。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促使各社会阶级的结构、社会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农场主为例的老式中产阶级,由早期私有财产的占有者,逐步转变为美国工业化发展中的利益受损者。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靠农产品的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伴随着国内人口的稳定,国外市场的缩小,农产品的过剩与工业原料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市场的调节下,巨额的剩余农产品和不断成熟的关税壁垒,使美国工业急需的原材料和资本进口成为可能。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促使了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逐渐没落,新中产阶级的悄然兴起。以此为前提,米尔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描述了战后美国社会阶级力量的这一转向。他以不同职业为类别分析了新中产阶级,即以薪水为生的白领阶级的形成、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最终目的落脚于寻找白领的权力路径。本文发现的问题是米尔斯研究结论中提出的疑问,如下:

米尔斯认为,白领阶层不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处于管理和被管理的夹层中,白领工作比普通工作更需要脑力劳动而少体力劳动,需要借助上层管理集团的声望,例如借助公司本身的声望。因而,在整个权力机构中,他们是因变量,只能从“资方”或者“劳方”中汲取力量,无法作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因为没有公共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作为一种个人因素就决定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又不知道往何处去……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出个价。”[1]米尔斯用生动的语言揭示了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尴尬处境,展现了白领摇摆不定的地位,间接指出了新中产阶级并非美国社会的权力核心。那么,排除新中产阶级,谁是美国社会的权力核心?各种阶层在美国社会结构中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正是这个疑问留给后来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话题。在新中产阶级的群体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工薪专业工作者,他们都没有共同的出身,也没有经历共同的社会命运。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由他们在白领金字塔中工薪雇员的地位决定。如果说白领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纽带联系,就是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白领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能够反映知识分子的各种特征,对白领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把握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米尔斯期望从研究新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寻找能够解释,抑或是改变美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寻找新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的定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都为《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提供了经验资料。

通过米尔斯对白领的研究,我们能够捉捕到美国的新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勾连。以描述新中产阶级,寻找白领的权力路径为目的,以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为背景,以关于白领的经验资料为前提,米尔斯通过《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探索了新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置身于其时代潮流之中,不将自己置于与其同属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机遇之中,那他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经验或测定自己的命运。”[2]所以,正是通过《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米尔斯将新中产阶级置于美国整个现代社会发展之中,以其敏锐的知识分子的嗅觉,探寻新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白领》中,提出美国社会阶级结构是怎样的这个疑问,为他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将“个人困扰”上升为“公众论题”奠定了基础。

二.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对疑问的回答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这个年代,是美国人生活在米尔斯所称的“物质繁荣、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政治真空”的时代。由于冷战时期美国的社会状态,人们接受了美国生活中军队的重要意义,军队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民意。米尔斯在书中强调的主题即是:军队正成为美国生活中积极的政治力量,美国的军事精英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结起来,三方统治机构相互依赖,形成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不同领域的领导人均考虑对方的利益制定相关政策,甚至共同商议协定国家决策,三方共同形成稳定、排他的精英阶层。尽管历史上美国的政治以平衡理论为基础,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保持相互的平衡,竞争的两党也保持适当的代表席,但权力精英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平衡理论。这些精英阶层来自不同的权力体系,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他们在国家中都拥有大量的财产,这些财产来源于继承、投资,或者由于身居要职,处于公司管理高层。他们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受过良好的社会教育,经常活跃于各种有影响的社会组织当中。米尔斯认为,权力精英们为了自己统治的利益,为了给人们以民主而不是专制的印象,将自己的统治痕迹隐藏起来,从而使人们以平衡理论描述精英的政治统治。而实质上,权力精英已经改变了平衡理论,这个改变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社会来完成的。

在米尔斯眼中,权力精英占据机构中的重要地位,是一群气质和能量出众,拥有财富、权力和声望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生活方式的人。权力精英的形成依赖于其在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否则他们不可能“占有最多的东西”。大众传媒作为新闻传播的载体,为人们提供新的信息和观点,指导大众应该怎样以及如何这样。但大众传媒的普遍流行,常常侵占了人们的私人空间,摧毁了人们交流、讨论的机会,使公众很难真正认清他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为实现统治目的,权力精英们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特征,使其成为灌输和掩盖的工具,以此分散人们的视听,让大众社会确信自己生活在美国的民主而非专制之中。米尔斯这里指称的大众社会由占人口多数的失去权力的社会底层构成,他们因缺乏权力而处于统治的最底端,被动地单方面接受统治阶级传递的信息,沉溺于各种娱乐节目,丧失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成为权力精英统治的忠实拥护者。

米尔斯揭露这种精英统治的实质,对权力精英充满失望。透过《白领》和《权力精英》,米尔斯分析了美国社会的阶层分布。社会的顶层是占有垄断地位的权力精英,掌控着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大部分新中产阶级组成了社会的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一种平衡的僵持力量,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的能力;而社会的底层不断地丧失权力,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逐渐形成大众社会。米尔斯的经验研究体现了其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他失去了独立,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独立的愿望;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要做一个有头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独立的个人的想法。”[3]米尔斯的失望实质上包含了其对权力精英的批判,正是权力精英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的平衡结构,权力精英作为社会军事、政治、经济的占有者,从中间阶级和大众社会手中夺取资源,取之于民,却用之于己。

米尔斯用《权力精英》揭示了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批判权力精英作为美国社会的权力核心阻碍了大众社会利益诉求的表达。战后美国社会对军事的重视催生了军事精英的萌芽,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支持下,三种势力形成了美国社会坚不可摧的核心力量。权力精英的出现形成了“压力集团”,打破了原本多元利益群体的均衡和妥协机制。且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权力精英控制了大众社会,使大众甘愿成为统治阶级的拥护者。这种社会顶层占有、中间阶级僵持、底层社会失语的状态,就是米尔斯指称的美国的阶级结构,米尔斯在《白领》中提出的疑问,至此逐渐展现答案。那么,何种阶级或力量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米尔斯又开始了新的探索目标:寻找能够促使民主形成的力量。

三.《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转向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提出如下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什么问题?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如何做好社会科学的研究?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社会科学研究个人生活与历史及两者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结合的各种努力;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上升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促成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需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米尔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搞清当代焦虑和冷漠的要素,将普通人的“个人困扰”上升为“公众论题”。困扰产生于个体,产生于个体与他人的联系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困扰是桩私人事务:他感到自身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论题则超越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心理世界。它涉及处于类似环境中的组织,涉及到组织在不同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生存,涉及到组织面对的各种社会制度。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受到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论题的本质在于他不是普通人依靠贴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能够掌握的,论题往往包含了某种社会制度上的危机。[4]米尔斯对困扰和论题的解释在于说明需要一种方式、需要一种力量,将困扰和论题联系起来。这里的方式就是“社会学的想像力”,推动力量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希望每个普通人都拥有但又认为实际上为少数“公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心智品质,是一种思考能力。他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的变化引起了某些价值的混乱,普通人缺乏价值判断能力而引起焦虑,而对价值判断的麻木又导致了人们的冷漠,因此焦虑的本身才是困扰,冷漠的本身才是论题。在他看来,只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建立起“个人困扰”到“公众论题”的联系,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个人生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论述是结论性的,尽管篇幅比较小。

米尔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具备这种能力。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的人们常常面临一系列的陷阱,受视野和个人生活轨道所限,他们对所处环境的认识往往模糊不清,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身理性的优势,引导公众理性地看待并解决问题,也正是以理性这一特点为前提,米尔斯才相信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以社会科学者必须面对的价值选择为突破点,米尔斯分析了社会科学家作为理性人所自我期许的三种政治角色:哲学王、统治者的幕僚、面对统治者和“公众”的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哲学王的角色强调社会科学者置身社会之外,面向自身学术价值,仅成为掌握知识的人;统治者的幕僚则专注于统治者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成为维持统治者政治稳定的工具;只有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忽略统治者的兴趣,又致力于教化公众,追求民主政治这一核心价值。而问题在于,受到决策重大影响的人们可能并不关注其拥有发言权的权力,或者他们即使有实现影响的想法,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思想和行动将诉求有效地表达,因迷失于个人的困扰,无法判断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问题的相互作用。因此,米尔斯进一步指出了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议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共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自身的博学素养以及资源掌控力,帮助公众提升自我修养,鼓励公众形成自身理性和个体性,使理性以民主方式与公共利益相关,从而实现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同时,公众也学会了用具有公众意义的方式定义现实,并以此生活、行动,使社会获得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米尔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应然的角色,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角色期待。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一定是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具有之相匹配的学术能力——研究问题确定、正确方法选择以及表述的方式。

米尔斯认为,研究问题的确定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掌握的全面程度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思考能力,对问题的把握程度受研究者思考能力大小的影响。研究者的思考能力即是米尔斯指称的“社会学的想像力”。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联系,它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帮助人们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促使公共知识分子完成从专业到公共的转变;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使知识分子跳出狭小的范围,在广阔环境中培养反思感悟力,理解社会科学的文化涵义,实现对公众的启发。可以看出,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知识分子为公共大众服务的智力工具。

对于如何采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米尔斯首先批判了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方法,抽象经验主义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他们割裂了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抽象经验主义者往往仅仅基于“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其领域;不注重对经验资料的解读;只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统计,却忽略变量之间的差异。这导致社会研究中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背离。米尔斯认为任何社会研究都由思想推进且只由事实加以限定。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家应关注人类的多样性,他重点强调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历史学科,除非假定存在某种超越历史本质的理论,或社会中的人是非历史性的实体,否则没有哪门社会科学能被假定超越历史。”[5]这种空间和时间的跨度保证了纵向和横向上对问题的深入把握,有助于研究者“观及整体”,回答“我们将向何处去”这一基本问题。可见,米尔斯强调直面现实的研究解释,服务于公共和大众的思想研究。

针对问题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表达方式,米尔斯从科学哲学的高度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在社会科学的经典传统中,问题的表述方式是这样的:对问题的陈述涵盖了大量具体环境和不同人所面对的各种私人困扰;人们根据比之更宏观的历史与社会结构来定位这些环境。除非把问题所蕴含的价值和这些价值所遭受的威胁说清楚,我们才可完整地表述问题。这些价值和危害他们的东西都是构成问题本身的基本条件。”[6] 可见,米尔斯认为的有效表达是学者作为知识的传播者需要将研究成果被人们所接受,对于非专业的读者,如何让自己的研究被多数人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成果的价值,也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实现程度。他批判帕森斯的宏大理论语言晦涩损害了理论实质内容。指出“定义的目的是让争论能集中于事实,好的定义的应有结果是把对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所需的争论。”[7]米尔斯关于定义的看法间接反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职责,即将术语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引发对新事实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根本则离不开对理性、自由和民主的阐述,这正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职责和政治角色息息相关。

米尔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职责和政治角色就是要坚持社会科学的道德,“社会科学的道德与政治承诺是自由与理性仍将是人们珍视的价值,人们将坚持严肃并充满想像力地运用它们来阐明问题,而当代自由与理性问题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人们还没有认清自由与理性问题的实质,并将其明确地表述出来。”[8]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职责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自由与理性的价值倡导。然而,我们处在一个技术急速发展的所谓“现代”尾声的时代,“制度”整体落后于“技术和科学”的思想广泛流行,以结果为导向的“理性”追求促成了自由主义实用性的飞速发展。新思想的探索不可避免与教材所谓“实用性”相冲突,事实往往有步骤地控制自己的生活与思维的方式,屈从于技术理性,牺牲了启发人类思考的实质理性,成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这就是“自我理性化”的过程。这种“自我理性化”的实质,是理性组织对人的异化。异化的结果限制了人的自由,这就展现出了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着合理化的原则组织起的社会秩序没有成为增进自由的手段,反而成为限制人性自由发展的因素,使人甘愿成为“快乐的机器人”。但是,在“快乐的机器人”问题的背后,要阐明理性与自由背后的价值和价值所受到的威胁,正是这些人们所珍视的价值问题,构成了社会的道德主旨,也构成了大众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主旨。可见,米尔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够也必须面对构成道德问题的价值因素,并找寻价值基础及价值间的勾连。承担这一道德职责。

《社会学的想象力》背后蕴藏的是作者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心智品质内容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暗示和要求是米尔斯希望社会科学家重回公共领域,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可见,以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为切入点,收集散落于各章节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详述,不仅能够全面、深刻的理解著作中的核心问题,更能体会米尔斯本身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政治抱负。

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身份,很难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重归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从静态身份到动态行动的转变,当知识分子将其所拥有的智识运用于能够引起公众改变的公共领域,就可以突破知识分子作为研究者的局限,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这要求公共知识分子具备一定的素质,能够主动促成这一改变的发生。就《社会学的想像力》而言,这种素质是一种心智品质,包含了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暗示和要求。而对于其他研究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而言,公共知识分子能否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不仅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品质有关,还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实现程度有关。这还需要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研究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四.对米尔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评价

第一,从《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探讨新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到《权力精英》中探寻美国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再到《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展现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怀,米尔斯不断寻找能够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的力量,反映了米尔斯思想发展过程。然而,追溯到米尔斯早年的代表作,可以发现《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背后,反映了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异化的及其失望和对精英阶级权力垄断导致的“集体失语”的不满,转而对公共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机会成为或者能够成为真正实现民主权力的倡导者;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想像力》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米尔斯作为批判的社会学者一生的学术发展路径,即不断地在批判中寻找社会的转向。因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研究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有其必然的理论路径和思维转向,为他将“个人困扰”上升为“公众论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社会学的想像力》包含了米尔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集中思考,他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科层制气质、科学哲学进行了批判,转而强调历史、人类多样性以及理性和自由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指出社会科学家的治学之道,从其论述的所有内容中都可找到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勾连。本文认为米尔斯始终强调了一个核心问题: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是将“个人困扰”上升为“公众论题”。因此,《社会学的想像力》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勾连就在于: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论述的相关内容都是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困扰,但通过“社会学的想像力”这种心智品质,或者说借助这个术语为媒介途径,米尔斯把他个人的困扰表述出来,提炼成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关思考,从而引发其他学者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使得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成为了一个公众论题。

进一步来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暗含了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借助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特点,他相信公共知识分子应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首先,以专业的代言人身份,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良好的学术能力,包括对研究问题的确定、方法的选择以及表述的方式,三者都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为前提;其次,公共知识分子需要阐明理性与自由背后的道德价值,从认知的良心出发,基于事实做出分析和判断,合理引导公众;最后,公共知识分子不应该放弃其公共职责和政治角色。

第三,“社会学想像力”的现实性在于:它挑战了战后美国的散众社会,为了探寻积极的改变方式,米尔斯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开始,考察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变力量。他希望通过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召唤,打破科层制与专家垄断社会的情况,倡导公共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手上仅有的权力,运用社会结构知识及历史知识,介入社会议题与历史走向,要敢于下判断,还要有担当。他希望社会学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的声音,既尊重现实经验,又敢于批判怀疑,以保护民主价值观。他首创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术语,至今仍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丰富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启发了后人的思考。美国当代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提出了公共社会学和对社会学领域的四种划分,就是对米尔斯这一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第四,批判与反思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的文化资本,能够引导公众的思考?即使引发了思考,当局者是否买单?实际上,米尔斯自己正站在一个道德的至高点,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无所不能”。但在现今社会,公众的沉默不一定代表公众的无知,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迎合市场逻辑发表的公众言论也不一定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反而容易带来误导。另外,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完成民主重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政治地位。真正能够为成为体制内发声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那么其他的“非重量级”公共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之声,其见解是否具有力量,是否被人关注呢?以上问题米尔斯在论述中有所忽视,当然,不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米尔斯,我们不能期待一位学者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毕竟流行于现代的大学学术体制,是社会发展出现的必然结果,而至今也没有哪位学者能够确切的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所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是值得我们深入的反思的。

参考文献:

[1] [美]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美]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美] 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M].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