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的“恐怖救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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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23点50分,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厅,

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担架上,无助地看着记者。

记者 童迪 摄


  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记者 戴鹏 雷昕 邹丽娜)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本报记者特地走近长沙流浪者,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记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记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记者目击

  老汉手脚被捆 救助站内呼救

  23点30分,本报另一路记者进入救助站接应戴鹏,却意外发现,此时救助站大厅地上放着一副担架,上面正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双手被白色麻绳反捆在背后,绳子深深地勒进衣服里;双脚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起。他使劲地想坐起来,但根本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半仰着身子,向记者呼救:放开我,放开我!

  途经老人身旁的记者赶紧蹲下身子,靠近他询问为何被捆绑,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开,放开我的脚,让我坐起来。”

  记者看到,他花白的头发、破烂的衣裳、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当记者问他是否挨过打时,他点了点头,眼角涌出泪水。

  “我是记者,不是救助站的,没有权力放开你!”一听这话,老人家眼色顿时黯淡下来,再也没有理睬记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拒进救助站

  我们为什么无法解答

  一

  2003年3月,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

  十年后,下一场大雪来临前,一个求助者,在长沙救助站遭遇围殴。他是记者戴鹏。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动的只是词语,那芸芸众生应当权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头……

  去年岁尾,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雨花区桥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开福区桥下。

  “他们为什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去救助站?”这是最大的疑问。

  如果我们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们将会遇见什么?这是采访的起点。

  记者戴鹏,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体验救助站,在长沙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的救助细节,感受温暖之路;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找到回家的路。

  二

  当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将戴鹏送进长沙市救助站。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皱眉品评:吸毒?醉汉?其后是冰冷拷问……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流程;或许,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许,还有太多的或许。

  最终,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

  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难变易,打人者收工,他离开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犹未融,天地依旧祥和。

  这是这场体验的黑色终点。

  三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

  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

  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鹏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