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印度腐败叫好的一个理由【转】

Pankaj Mishra

18岁那年,我第一次行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正在读大学,经常搭火车到北方邦(Uttar Pradesh)首府勒克瑙(Lucknow)的一家图书馆。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邦,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像大多数贫苦的学生一样,我总是逃票,跟在来回巡视的售票员身后,以求躲过他的视线。然后在某一天早晨,我被抓了。

在足足两分钟的时间里,我惶恐地想象着自己在肮脏的监狱里被关上几天的情景。而在几个别有意味的眼神交流之后,我站到了火车的通过台里,偷偷地把几张皱巴巴的卢比塞进售票员贪婪的手中。花费是票价的一半,远比罚款或者保释金让人负担得起。我偷偷瞥见了售票员青春的样貌。他的这份工作是当地的小伙子们梦寐以求的,而他很有可能就是通过向官员行贿才得到这份工作的。比起那些要时常用金钱来安抚警察的非法街头食品摊贩,他的情况好了很多。但是他也必须设法赚回那一大笔为了得到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而付出的钱。

我们两个都是腐败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腐败仍被认为是阻碍印度成为优秀经济体的首要障碍。腐败涉及到我们所有人,从最底层的违章贫民窟住户到巨商和富农,再到警察、土地税官、大中小学校长、立法委员乃至法官。就连在访客较多的寺庙或神庙附近乞讨的人,都要在伸手要钱之前先往某几个人手里塞钱。

多年来,我那些中产阶级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亲友常会提起道德高尚、精英统治的新加坡的种种荣光,而将印度的落后归咎于政治上对于长期贫困群体的纵容这些群体包括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不可忽视。每当此时,我内心都有些义愤填膺。我被几个世纪以来都不容挑战的精英统治观念包围着。婆罗门和其他上层种姓的印度人制定了政治经济政策并领导政府。特别是在印度北部,他们占据着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绝大多数大小职位。

身处这些有利位置,他们得以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聚敛资源。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同一批精英用他们的地位确保自己优先进入了利润丰厚的采矿业、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都是近年来驱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

尽管那些条件优越的印度人私底下散布着那些中伤言论,但事实是,并不只是他们粗鄙的乡下同胞拖累了印度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的近作《美丽的永恒背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一书记述了孟买的一个贫民窟,书中写道:“在有权有势的印度人中,机会分配是典型的内幕交易”。“腐败窃取了这个国家的穷人大量的机会”,事实上,对于他们而言,腐败是“仅存的切实的机会之一”。

印度穷人的困境在于,这些机会增加得还不够快。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政府开始缩减人员,留给穷苦印度教徒的公共部门职位变得更少,更不用说那些穆斯林了。由于缺乏强劲的制造业基础,印度增长中的经济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人提供的非政府岗位也少得可怜。绝望情绪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滋长,使这一群体的自杀率成为全国最高。即使是不体面的工作,招工时都能引发严重的骚动和暴乱。

一段时间里,新兴的争取机会均等的运动因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而缺乏后劲,阻碍了印度的全球化经济。但是这场运动最多不过被证实是另一次内幕交易。印度鲜有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穷人出人头地的故事,或是鼓舞人心的自由市场中商业活力的范例,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在他的新小说《如何在崛起的亚洲赚取不义之财》(How to Be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里指出的那样,“在源于国家权力的野蛮浪费中,创业精神所面临的是艰辛的努力、持久的斗争,需要去拼杀或者被杀,并且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无论对于在腐败中幸存的小业主还是结盟的大资本家,这一条都同等适用。这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位无业青年,他从一个保障贫困人口在农村得到雇佣的福利项目中搜刮钱财。他跟我聊了他做的事,其中包括伪造合约、虚构建设项目,以及向负责分配的官员支付不正当的高额回扣。我震惊了:他偷走的钱本该属于印度那些最贫穷的人。

随后我想起25年前勒克瑙那列火车上的情形,我少了些许愤怒。至少印度某些没有特权的人能够通过行贿来谋得生计和一丝尊严。

(《从帝国废墟上挺立:重塑亚洲的智者们》(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是本文作者的近作。)

[http://cn.wsj.com/gb/20130410/opn07385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