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这次地震媒体们的问题——《背负骂名》

背负骂名

一、玉汝于成
新闻联播昨晚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虽然没有播出会议现场画面,但解说词中“政治局七常委起立为地震遇难者默哀”之意,立即成为各门户首页头条,并延续至今晨诸多报纸封面。
根据新华社电稿,中共最高领导层重拾前辈那句“多难兴邦”,并加上了一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
“我提议,为表达对四川芦山地震遇难同胞和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战士的深切哀悼,请大家起立”——这句引自习近平的话,还同时成为另一篇电稿的导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开展四川芦山抗震救灾纪实》刊发在今日人民日报及各省级机关报头版,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的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有准备,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总书记坚定有力的话语,在人们的心头久久回响。”
但是,在中共喉舌之外的民间舆论场上,冲突越来越多地浮出雅安震后水面。
尤其是在微博论坛中,点过蜡烛发过爱心后,那些环球时报口中的“好批评者”更愿意传播的当然是“负能量”,从学校建筑垮塌、物资发放迟滞,到救援队伍因为调度不力而扑空。
《汶川地震后所建8级抗震建筑不抵7级地震》的消息即是一例,虽然只是隐藏在中国青年报原题为“在抗震建筑上,我们必须向日本学习”的一篇评论中,但经由门户发掘,瞬间在互联网上热传。文中所引原话来自国际在线网站周日报道,是雅安宝兴县县长介绍,“目前,全县水电气中断,房屋几乎全部受损,包括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建筑”。
批评者们顿时痛心疾首,认定“豆腐渣”再现,声声质问工程监管何在。所幸,这种“有罪推定”此后被多家媒体引用专家解释予以修正,腾讯今日即刊首页专题《“8级抗震建筑”为何抗不了7级地震》,指出这一说法中有“概念错误”:“看起来,这次雅安芦山7级地震还没有达到8级的标准。但是,对于房屋的抗震性而言,震级并不是衡量指标,烈度才是...这次雅安地震的部分烈度已经超过当地建筑抗震设防标准...从目前情况看,在芦山和宝兴两地,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公共建筑基本没有在地震中完全垮塌的,这说明我国公共工程建设的强制性国标,在汶川地震后得到了反思和贯彻”。
河南高速管理收费站向山东救援车队收取过路费一事也是招致骂声一片。新京报今天来一篇《救灾车免费通行应有全国统一机制》已经算是客气,晶报和钱江晚报更是义愤填膺:“震灾当前,收费站唯利是图令人齿冷”;“你收的这些费能有多少,你因此而伤害到的慈善之心又有多少,你算过吗?”
包括五大商业门户及众多媒体微博账号在内,昨天还曾大力扩散一组表现宝兴县灵关镇灾民聚集抗议的照片。@南方都市报就是以转发@新浪图片的方式,通报《宝兴灾民聚集拉幅“我冷饿”》:“4月23日上午8点30分,四川省宝兴县灵关镇,部分受灾民众举着‘我冷饿’的横幅,呼吸各方支持和关注。因交通阻断,许多救援物资未及时运送到震区灵关镇。目前,部分震区缺水缺粮和帐篷,民众情绪激动。”
这当然迅即成为民间意见领袖批评政府救灾不力的重要依据。不过,傍晚到来前,南方都市报下属的部门微博官号@南都深度带来了前方记者的采访记录:“宝兴县灵关镇镇委书记杨中云解释,灾民们拉横幅与物资发放无关,而是对电视台报道‘该镇大鱼大肉、非重灾区’不满的发泄。”
在另一个方向上伏伺的@吴法天,此时忍不住要大笑一声:“南都深度辟谣南方都市报,罕见!”
不过,“公知”固然骂早了,“五毛”恐怕也笑早了。宝兴县昨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灵关镇出现部分灾民情绪不稳的情况”作出回应,按照县委书记韩冰和县长马军的说法,“我冷饿”的抗议中,既有“救灾物资不畅、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原因,也缘于“个别媒体未对灾情进行详细全面的了解,近日发布一则‘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吃大喝’的不实报道”。
中新社的发布会报道被各门户转载在今晨首页显要位置:“马军介绍,地震发生后,道路中断,救灾物资无法运入灾区,食品、药品、帐篷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道路打通后,路况不佳、畅通性不足、大车无法进入,运入宝兴的物资仍非常有限。‘水、电、通讯、道路全断了,救灾物资运进也迟后外面,我能理解他们。’韩冰称,随着23日对省道210线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统一单边通行,救灾物资已于下午开始大批运进,食品、水等物资在各安置点发放。目前最大的缺口是1万顶帐篷,最晚25日到位。”
但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今日多数纸媒均未公开报道此桩抗议事件,“我冷饿”三字也已成微博搜索敏感词。扬子晚报是大张旗鼓第一人,头版中心大标题就是《灾民“大鱼大肉”?》的自问自答:“既为地震重灾区,村民缘何‘顿顿鱼肉’?扬子晚报特派记者调查,这其实是个令人感动的爱心故事。事实是很多老百姓自发捐出鱼肉,超市老板捐出蔬菜鸡肉排骨,冰箱没电,商家捐出存货”。
内版标题更是直斥“假新闻”:“人群中,韩秀蓉拉着9岁的儿子哭个不停。韩秀蓉是灵关镇中坝村人,是一条流言让韩秀蓉走上街头表达委屈和不满。当日上午,她在受灾群众安置点听村民议论,说前天某卫视有一则关于灵关镇的报道,报道称,‘灵关镇村民灾后顿顿大鱼大肉,好像受灾不是很严重”,“这跟事实很不符!’韩秀蓉哭着说...她认为这是对灵关镇受灾群众的侮辱。按照她的解释,这些鱼肉事实上都是老百姓自发捐出,接济全镇百姓的,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送给了前来救援的队伍,‘那些当兵的多辛苦啊,我们心里那过得去?’”
报道中,还由另一位居民提供了补充说明:“‘这哪里是事实,电视台记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黄平解释,灵关镇一直有个习俗,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镇上兴集市,当天商户会囤很多货,而村民也大多会一次买够吃3天的菜。‘4.20’地震发生后,灵关镇全镇停电,冰柜冰箱无法再保存食物,因而商户将鱼肉捐出给全镇的老百姓,一来解燃眉之急,二来也防止鱼肉变质浪费。另外也有不少老百姓,回家从冰箱里抢了一部分肉捐出。‘可能那个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时,看见大家有鱼有肉,于觉得好像灵关镇受灾并不严重’,黄平说他也看过‘5.12汶川地震’时电视里报道受灾群众的样子,‘我们这几天确实跟他们不一样,但记者就是没问问这些鱼肉的来源!’”
听上去,数日来早就背负“添乱”骂名的记者们,这下真是罪责难逃了。然而,每一场抗议的背后从来都不会如此简单,眼见有同行已经开始指责自己制造“假新闻”,@湖南卫视昨天下午16时许发表官方声明:“针对今日媒体报道的某卫视播报‘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的不实消息。经核实,卫视前线记者未到达中坝村,官方微博也从未发布该内容...记者途径宝兴、芦山、邛崃、灵关,全程报道中没有一条提到中坝村的现场。救援、报道尚在进行,请各位尊重事实,冷静发声。”
扬子晚报摘录了湖南卫视的辩白,并在报道末尾也表达了自己在这个流言四起不知所踪时代中的无能感:“更令人纳闷的是,扬子晚报记者调查中,多位灵关镇群众也向扬子晚报记者坦承,自己并未亲眼看见过电视报道,都是‘听别的村民说的’。扬子晚报记者一路追溯,也未查清流言究竟从何而起。”
东方早报虽然没像江苏同行那样以此为今日报道重心,但亦有一整版报道围绕展开。正如大字标题——“救灾物资‘发到手’需15小时”所示,身在灵关镇的记者想讲的是“目前灾区到底最缺什么”:“一名雅安市政府工作人员抱怨:一些灾民在震后第一天就喊缺水、缺粮,这是不正常的;这次在地震中受损的房子基本都是砖木结构,房塌后屋内物品是不难拿出来的,震前一般家庭哪可能一点存粮都没有的。他认为这可能是老百姓的恐慌心理在作怪... 在采访中,芦山县民政局的多名工作人员希望媒体不要过度渲染物资紧缺,以免给灾民造成恐慌心理,‘大家对救灾物资供应要有信心,其实这次抗震的物资供应要比汶川地震时期好多了。’”
“大鱼大肉”是媒体的错,“渲染紧缺”也是媒体的错。新闻人的集合体又一次面临拷问,微博微信这样的新工具一方面给中国媒体提供了获取信息、扩散影响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遭到受众反击的风险。
于是,老大哥今天也终于出面劝诫小弟,《不要打扰救援工作》。
“‘我们是××报业集团的,想开一张去芦山的通行证。’‘不行啊,里面媒体太多了。’‘你就给我们开一张吧,我们还拉了一车物资。’在雅安市政府应急办,记者听到了这样一组对话”——人民日报是由自家一线记者熊建撰文,劝告同行“承担社会责任”:“灾区生活资源不足、救援道路拥挤,这些都是包括媒体在内的抗震救灾人员必须尊重的客观条件。在此基础上的媒介伦理自律与他律,则是比占用资源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报道也不必都集中在一线现场。实际上,与灾区有关的重要信息,政府都会通过微博、网站公布,信息化的进步可以用足;后方医院的志愿者故事,深入采访也会有很多收获...媒体人当然追求‘在现场’,但如果‘在现场’的作用添乱大于贡献,就需要掂量一下了。其实,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那种为采写新闻而制造新闻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只不过,这种来自一线记者的规劝,必定会遭遇反唇相讥:“那你又凭什么就可以去现场?凭你是人民日报?”
事实上,虽然连日来多有媒体刊论提醒记者不要“添乱”、“过度采访也是在消费灾难”,但恐怕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网站或者电视台愿意公开承认,自家员工就是“添乱”一分子。微博上,更有多位曾经历“5.12”报道的市场化媒体从业者,为记者功能辩护,@左志坚即言:“‘记者添乱说’是一种典型误区,记者发布的准确信息的价值远远超过所谓‘挤占’的资源,带来合理的救援资源分配和最优效率,并发挥监督作用。”
“媒体总是习惯于审视别人,其实,同时自身也在被别人所审视”——新闻晨报今天是请东方卫视主持人骆新来说说感受,剖析对象正是那位雅安电视台的“最美新娘”:“依照传播学的理论来看,‘婚纱装’的女主持人,在报道中的凸显性,已僭越了她所报道的灾难新闻本身,会使他人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形成干扰,甚至,成为喧宾夺主的‘噪音’,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角度上判断,这无疑是一种‘不专业’的体现...至于这位女主持人有无主观上作秀的嫌疑,由于评价标准实在太模糊,我想,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此妄加揣测和推断,因为凡质疑他人在作秀的人,本身也可以被他人怀疑是在‘以质疑的方式作秀’,这就陷入了一个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怪圈,除了互相攻讦之外,谁也无法真正搞清楚所谓的‘真相’。”
另一位电视人——闾丘露薇——更是将“最美新娘”的问题归结到幕后:“发生突发事件,马上拉着摄影报道,这是敬业,但是身穿婚纱出镜,这是不专业。其实很简单,做一条新闻,配上音,自己躲在镜头后面,不也完成了报道任务了吗? 当然,最终能否播出,和台领导有关,和记者无关。”
这篇获腾讯昨日首页推荐的《记者和不添乱》,主旨是想劝告那些不肯背负骂名的同行们“可以平常心一点”:“媒体水平参差,这是现实,一家或者几家高水准媒体,无法为中国的媒体背书。媒体人到前线的辛苦,那是这份职业包含的风险和付出,不是让别人理解自己的理由...如果媒体人自己对于网络上的批评总是耿耿于怀,着急辩解,那换位思考一下,就应该明白为何有的官员会觉得媒体在添乱。其实有批评的声音是好事,要消除这些批评的声音,需要依靠最终的报道,不要总是用‘阴谋论’揣测别人批评的动机。不要忘了在中国,媒体或多或少属于公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我还是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过,这位凤凰卫视主播也明白耿耿于怀者的心结所在:“不同的媒体,因为关注的角度不同,因此可以给受众提供更全面的报道,可以让受众有足够的消息来源自己来还原和拼凑对灾情的了解,判断救援工作进行得是否理想,政府的表现是否称职。设想一下,如果媒体不告知大众:校舍建筑存在的问题,哪些灾民还没有救灾物资等等,政府如何有进步的机会?但是,如果媒体对于灾情的报道是在统一的口径和要求下进行,那再多媒体在现场也没有太大意义。就好像每年的两会,各路媒体齐聚大会堂前,抛去同质化的那些,其实所剩无几。”
纠结就在于此。而且,恐怕越是标准的喉舌记者,越能明白新闻管制下的媒体困境。四天前,来自央视的@李小萌就写下预言:“汶川地震发生,半个月时间里媒体趋之若鹜,然后就是一周年、两周年对援建成就的展现。经验总结有,教训总结无,事迹介绍有,失误曝光无。于是,从玉树到雅安,总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交通拥堵、媒体过剩、救援无序、各自为政。报喜不报忧的官场和媒体,造就的只有灾难的叠加”——还没来得及听到多少喝彩声,稍顷,这条吐槽即被删除。
事在人为。新京报今天就是以“清者自清”的姿态,发表《面对震灾,不能“滥情”更不能“无情”》,强调“此次媒体在芦山地震中的表现,已成熟了很多”,并获新浪凤凰共荐。当然,更要履行监督之责,通版呈现《六问地震应急响应》:“宝兴为何成为孤岛?交通拥堵因何再次出现?如何调动第一响应人?空中救援为何滞后?救援力量如何提高专业性?民间救援无序谁之责?”

最后这个问题,是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张小明提供答案:“造成这种无序不仅是政府原因也有民间团体的原因,虽然政府要求不要贸然进入灾区,但还有很多救援组织仍然源源不断地去,包括我认识的民间公益组织也去。反过来说,政府也有责任,给社会组织提供的救援渠道不好,平时的宣传也不够。”
或许就是因为感受到两天来对民间志愿者的批评火力凶猛,今日多有媒体改为抚慰。包括前昨两天曾连续批评“过度反应”、“盲目热情”的中国青年报,今天亦发表《雅安救援:民间力量的成长与困厄》,赞扬“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力量显示了其强大性”。其评论员曹林今日之作《别借灾难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虽然还是在斥责“被道义感包裹着的自私”,但也已经转换口气:“对各方爱心不要苛责,不要用尖酸刻薄去冷对人家的热情和热心,爱心需要呵护。远离灾区坐在电脑前或看电视的人,无权苛责那些在灾区冒着风险参与救灾的人。即使爱心导致了一些问题,但绝非志愿者、媒体人和企业家的本意,比如,奔向灾区绝不是为了表现,前去采访绝不是为了表演,捐钱捐物绝不是为了营销,而都是出于内心本能的爱和关怀,出现的问题都是行动者非意图、无意识的后果。”
在分析《志愿者救灾反“添堵”症结何在?》时,晶报是由专家建议““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对灾情进行科学评估并及时发布”。此外,还有杨耕身之作《请给灾区志愿者以公正的评价》:“我不确定,将志愿者等同于‘凑热闹’与‘添乱者’,是否俨然已成当前舆情主流观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制造并且引导了这样的话题向度...在中国民间组织成长还很不充分,志愿者精神还需要进一步张扬的状况下,我们要做的,是真正认识志愿精神的可贵,并给予足够的鼓励、呵护与赞许。”
南方都市报今晨也有《志愿者给灾区添堵了吗?》之问,声称“针对网上质疑声,专家与志愿者团队有不同意见”。痛惜“好多志愿者是去‘灾区游’”的反而是公益组织成员,专家代表倒是在呼吁“不能把志愿者当麻烦制造者”。
终究还是故事最有说服力。继昨天用头版头条送行那位牺牲的志愿者汪策后,南方都市报今天再用封面主图展现《志愿者之花绽放灾区》,再加一整版特写《汶川地震后被截肢,芦山地震后赴一线,她是志愿者廖智》。
廖智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舞蹈老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了雅安灾区。都市快报今天也是以她为报道重点,高唱一曲《断翅亦高飞》,眼见“她拍拍自己的腿:‘这里是假的,不怕砸’”,老男人评论员徐迅雷甚至喊出了“廖智,我们爱你!”
还有潇湘晨报,不仅是用大字标题转达着义工老唐“不认同‘志愿者给灾区添乱’”的立场,还以社评发出庄严宣告,《志愿者的价值在多年之后会更清晰》:“我们当然不否定只余热情的盲目救灾行为存在,可总指挥言之凿凿称,每天要劝返1000多名无法保障自需的志愿者,还是令人生疑——试问在紧张的救灾节奏中,此种惊人数据是如何统计得出的?至于当地政府的反感情绪,也大可不必。无论如何,志愿者所表现出的戮力同心首先就值得肯定。”
长江日报以地方党报的身份,吁请官员《对社会力量要鼓励并放心》:“如果说志愿者缺乏专业性、组织性,那其实说明,志愿者的发育还不具备更成熟的土壤。有时候,志愿者,乃至社会民间力量,面对的仍然是各种不放心。没人否认这种力量,但提携这种力量的努力不算充足,很难说社会力量是作用有限,还是被给予的发挥空间本身有限。某种程度上,一些对志愿者的观察和评价,往往是基于实际的需要出发,而不是真正认识到社会力量成长的价值,这种态度充满了一定的功利色彩。”
和财新网所呈现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观点一致,这份武汉市委机关报也认同“民间力量介入救灾最合适并且有效的时期是灾后几天甚至几年的后续阶段,灾后当媒体焦点和人们视线转移时期,恰恰是灾区更需要援助的时候”:“如果说抗震救灾的眼下,不宜过多鼓励志愿者前去灾区,那么救灾转入第二阶段,尤其是家园重建阶段,志愿者的作用就可以有相当明显的体现。那么,何时、何地需要志愿者,哪个阶段需要有爱心人士做好准备,如何给予信息指导,这些或许就涉及到对志愿者力量的协调、组织,而这些问题有没有被考虑充分?”
民间志愿者拳拳之心需要呵护,那红十字会悔过之心是否需要宽容?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率先向全民发问“我们要不要再信一次红会”、凤凰网首页肯定“红十字会这次的表现其实还可以”后,这家官办慈善机构似乎也正在抓住这难得的喘息机会。
针对“有红会工作人员购买一万多元救灾药品,要求开五万元发票”之说,其社会监督委员会昨天午前通过官方账号回应“这属于中江县红十字会老谣重炒”;针对@21世纪经济报道揭发“红会救灾物资暂时无人接收,闲置在仓库中”之事,则是表达谢意,并承诺尽快调配;针对网友举报红会路虎车队一事,连夜发布回复,称这几辆豪华车辆是5年前由车商提供,用于山路崎岖难行的四川灾区的救援工作。
而被今日各路媒体集中报道的,还有另一项势必引发瞩目的决定:“中国红十字会下月将重新启动调查郭美美事件。除了社监委参与调查之外,中国红会还会邀请社会公众一起参与调查,号召大家从网上推举代表,社监委也会邀请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调查。”
的确,当街头都已经出现“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的口号时,红会若想化解心结,恐怕非得回头向“郭美美事件”要一个答案才行。
根据北京青年报引述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的说法,“我们几位社会监督委员一致建议红会重查郭美美”:“四川雅安发生地震之后,中国红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但却迎来网民骂声一片,有的调侃:‘你们猜这次郭美美该换什么车?’有的在骂:‘滚!’中国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坦言,郭美美事件仍然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据了解,2011年12月31日,中国红会发布联合调查报告称:‘郭美美与红会无关,郭美美炫富的财富与红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公众显然并不接受。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两次提出重查郭美美,刘姝威委员也建议,社会监督委员会应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否则红会的声誉很难恢复...重新启动调查后,除了社监委参与调查之外,中国红会还会邀请社会公众一起参与调查,号召大家从网上推举代表,社监委也会邀请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调查。‘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向社会发布后,’王永说,‘我相信会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
中国红十字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恐怕就没王永那么乐观。根据新闻晨报今刊访谈,他叹息“解释有用么?最后会被唾沫淹死的”:“新闻晨报:怎么做都不对,那你们怎么做事?王平:按照我们自己的原则做事。一些是非黑白,我觉得只能依靠时间证明,靠我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去证明...的确有很多人宽慰我,说你不需要去讲什么,因为老百姓其实不是针对红会的,他们只是对现状不满,需要一个发泄渠道,而红会很不幸充当了出气筒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造成的负面后果不是对我们红会的,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把整个道德底线都冲破了,对公益的打击太大了。最终受伤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老百姓。”
打击都已经跨境到了香港。昨天另一则被嘲讽红会者视作好戏的消息是“港府宣布初步向地震灾区捐赠一亿元,引起香港社会反弹”。据@沈大飞描述,“反对者的原因主要是:汶川地震港人捐款遭挪用;港人援建小学被拆除盖豪宅;其中一位听众說:赈灾也是维稳,维稳经费分点出来,比十个香港捐款还多。”
亲者痛仇者快。今晨,自有环球时报来当这个“亲者”,由香港资深媒体人梅斯署名,宽慰《莫因少数港人抵制捐款寒心》:“这些质疑毫无根据可言,特区政府四川重建组提交给立法会的报告,条分缕析,被称‘每一分钱用到哪里都看得见’。但对这份清晰可见的报告,反对者们却选择闭上眼睛,拒绝看见。这是一种胡搅蛮缠的态度,遇到这类人,真可谓有理也难说清。稍有理性判断的人都会清楚,没有证据的指责是无力的...香港近期围绕雅安地震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想给两地民众间本已因奶粉、双非孕妇等问题而高涨的对立情绪,再火上浇油。所以,面对‘一毫子都不捐’,无需愤怒,无需寒心,谨记血浓于水,相信香港同胞的辨别能力,不上这些人的当就是了。”

二、双管齐下

昨天上午,凤凰网曾经带头用中日局势动态替换了雅安地震专题作为首页头条,“日本右翼乘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双管齐下。
午后,新华社援引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截止23日10时许,迫于中国海监现场执法压力,日本渔船陆续驶离钓鱼岛领海。中国海监的维权执法行动,有力地挫败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企图。目前,中国海监编队仍继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监视。”
于是,今晨现代快报已可在封面倚靠中国海监船,向东大喊一声“离远点”。人民日报先刊一篇《国际舆论强烈反对日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上,再由“钟声”嘲讽“性质相同的两场闹剧”:“不顾亚洲各国的正义呼声和严正抗议,日本168名国会议员集体到靖国神社拜鬼。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非法进入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海域寻衅滋事。这两出闹剧的性质是一样的,那就是破坏同亚洲国家关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安排...不计后果地制造事端,肆意恶化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只会进一步损害日本国家形象,让日本背负起更加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日本不为国际社会接纳,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京华时报更将“钓鱼”和“拜鬼”形容为“沆瀣一气,殊途同归”,《“钓鱼者”人恒钓之》里充满姜太公式的信心:“日本社会整体向右转已经到了近乎‘一边倒’的地步...在‘钓鱼’和‘拜鬼’时机选择上,日本右翼官民外交感觉和国际政治常识的偏差也令人惊诧...可以说,在日方单方面毁弃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历史共识和先人智慧,且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反复触碰战后国际秩序‘红线’和外交‘痛点’后,日本应该认清这么一个现实:它的独特‘价值观’和历史感觉,正在使其国其民滑向亚洲的孤儿、甚至世界的孤儿。 ”
最狠的话还是请环球时报说出口。是的,“小日本”,胡锡进在今日社评中使用了这个通常出现在抗日影视剧中的贬称,并在今晨微博中直言此说“不算过分”:“力量的相对衰落是日本国家自信流失的根源,与中国对抗从长远看是日本的绝路,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自我欺骗、麻醉的一剂毒药。它最多只能让中国人不舒服、生生气,但它却让日本像吸食大麻的破落者一样,在兴奋中自我作践...反制日本挑衅,但决不和日本生大气,这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应有战略态度。大气应当让日本人去生,我们应重拾对它的战略俯视甚至藐视,它对中国来说,就是个‘小日本’。中国的持续发展是最让日本难受的事情,我们需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还会继续发展,而且我们有能力一边同日本对抗,一边发展得很好。让时间证明这一切。”
在封面文章《中日上演钓鱼岛拦截战》的带领下,这份人民日报子报是要鼓励“中国官方的这张脸就需严厉”:“日本是个难缠的对手,日本极端右翼分子不多,但右倾化却是全国性的...安倍首相本人没直接去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整个国家和社会留给中国的可怜“台阶”...中国需要创造一些专门对付日本的外交杠杆,使得它们能清晰表达中国在历史和主权问题上的国家意志,让中日冲突在‘中场’就控制在中国的脚下。中国队的比分已经领先日本,整场比赛的时间和主导权牢牢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边界之争还在西南。昨天,身为新浪网总编辑的@老沉就已转发@法新社有关中印边界之争的英文报道,今晨,借由新华网和深圳卫视消息,终可将《外媒称中印边界对峙升级,中国军队已越线驻扎1周》展示在首页:“印度官员说,上周,大约四五十名中国军人在拉达克地区境内10公里的地方搭起帐篷。印度宣称这个地区为印度领土。”

三、强势监督

在多家市场化媒体昨天针对江苏泰州“酒桌下跪书记”刊文,激赏民意觉醒、呼吁监督机制后,今有人民日报入阵,发表《“强势监督”是对权力的警示》,强调“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虽说略晚一拍,但这份来自最高党报的时评恐怕对那位张爱华主任的复出仕途将构成更大阴影:“不管群众的监督形式是否得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本身就不该发生。更何况,中央力倡改作风,江苏还出台了“十项规定”,甚至制定出公务接待标准。这样的背景之下,群众对作风问题高度关注,顶风作案难免会犯众怒。”
文章亦提及“餐桌上的腐败”背后的心理结穴,即居民对在小区旁建化工厂以及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满:“如果在面对‘化工厂留下还是居民留下’的问题时,能多考虑群众感受;如果能在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多听听群众意见,可能也不至于有如此尴尬的收场了。实际上,不管是顶风作案的吃喝,还是一些不顾民意的决策,背后往往都有被扭曲的权力观,都暴露了阳奉阴违的恶劣作风。以吃喝为例,会找出种种借口,或是“投资商来了,不吃不行”,或是把吃喝搬到单位食堂、公园会所。而在决策之时,往往把政绩和升迁看得更重。”
既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文章落脚还是要回到总书记那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上来:“宴请遭民众围堵,也说明了群众对作风问题的反感,不仅是因为铺张浪费或是败坏风气,更是因为背后反映出权力对权利的傲慢...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问题上,更是在行政过程的每一步,不管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反馈,只有适应这样的变化,把权利放在首位,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被下跪’的结局。”
然而,团中央机关报今天站出来说,有“内幕”!今刊半版报道,除了提及“一场官民围绕化工厂污染项目的利益博弈,浮出水面”外,更将张爱华主任下跪过程、原因形容为“罗生门”。
首先是对下跪画面来源的追溯:“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相关报道中,多附上了张爱华下跪喊话一幕的照片,以及原始爆料人贾宏伟拍摄的一段豪餐杯盘的视频,但是,没有张爱华下跪求饶的完整视频。‘我没看到张爱华下跪求饶的一幕,照片是网友后来传给我的,张爱华说了什么,也是网友在邮件里写给我的,我找了角度最好的一张照片传上网。’为核实张爱华原话,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到了原始爆料人贾宏伟。‘张是晚11点多来的,网友后来给我发了照片,我就让他(指网友——记者注)发文字。文字上说,他‘认识滨江开发区一把手书记张爱华,张向老百姓承认错误,说今晚错了,向老百姓磕三个响头,请求原谅’。’贾宏伟称,自己就将上述文字配照片,发在网上。”
注明“贾宏伟拒绝向记者透露这位自称拍到原始视频的网友的联系方式”后,中国青年报进一步描述泰州官方结论发布后的反响:“通报显示,其原话为:‘据查,当晚出于对园区接待中心活动板房建筑安全和现场秩序的考虑,张爱华曾跪求群众离开二楼。’此说法一出,立即引来极大民意反弹。网民在微博上多以‘护犊’、‘嘴硬’等词语,来质疑泰州官方的‘另类解释’”。
可是,在天涯社区、西祠胡同、百度贴吧、人民网江苏视窗百姓频道栏目和泰州当地知名论坛“泰无聊”上,不同说法早在4月20日就已出现:“一名自称真名叫蒋昊的泰州网民,在人民网江苏视窗发帖称,自己‘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张爱华下跪一幕的来龙去脉:‘张当时在现场接待上访,群众有吼的,有骂的,有推拉的,有砸东西的,还有拿着木棍挥舞的,当时很乱,在活动板房的二楼很拥挤,十分危险。为了拆迁户的安全,他在挤拉中勉强上台,手拿着喇叭对群众讲:‘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搬迁问题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这个房子很危险,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赶快离开。’当时话未说完,一瞬间被推跪在桌子上。’...21日,记者看到已有网民发帖呼吁:‘众口铄金,被真相蒙蔽的舆论,足以将张爱华本人乃至整个泰州政府抹黑。’希望泰州官方出面,给出有力度的解释。22日一早,人民网也刊出了报道《泰州滨江工业园区豪华宴请,真相扑朔迷离》,但转载量仅15条,几乎被淹没在‘求饶说’的汪洋大海中。”
而后,这篇得获新浪首页展示的报道更声称,“劝解说”甚至一度得到了贾宏伟的支持:“一张显示为4月20日的泰州当地论坛网络截图显示,原始爆料人贾宏伟曾发帖澄清:‘(张爱华)对老百姓下跪一事,经过了解,事出有因’”。
然而,“贾宏伟22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询问时,对上述网帖不予置评,并改变说法称:‘(张)担心建筑安全是不可能的,那个房子挺结实的,不然领导怎么敢在二楼吃饭?’”
“至此,张爱华已呈现给公众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其实,中国青年报所展示的评价冲突,在昨日重庆晨报《一顿饭吃了五千多,他遭群众堵在饭店》中就已有呈现:“在‘泰无聊’论坛上,并非所有的网友都支持贾宏伟‘揭本地官员伤疤’的作法。论坛版主‘海阳散人’就指出,正常的工作餐和出于招商引资目的的宴请,规格并不一致,不应一概而论。”
但在成都商报看来,究竟是“求饶”还是“劝解”,恐怕都不重要。这家四川媒体今天从地震报道中腾出手来,发表头条评论《官员跪下去还不等于民意站起来了》:“与其说该官员怕的是民众,毋宁说怕的是上级...耐人寻味的是,当地官方的调查结果称,当晚张爱华之所以下跪,是出于对园区接待中心活动板房“建筑安全和现场秩序”的考虑,跪求群众离开2楼。就算是这样,其中仍然有一种“官本位”的逻辑:如果出现安全事故,那可是比公款吃喝更大的责任。无论是哪种‘怕’,显然都源于自上而下的约束力,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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