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兵车行》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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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杜甫第一首为人民的苦难而写作的诗歌。

8718367adab44aed23d68960b31c8701a08bfb9d杜甫生于公元712年,死于770年,按照传统的虚岁计寿法,享年59岁。在杜甫这不太长的一生中,40岁之前留下的数十首诗歌,诗歌艺术上已经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但思想内容只限于山川景物、诗人自己和若干亲友的经历与遭遇,尚未出现涉及社稷苍生的作品。倘若杜甫一直按照这个路子写下去,肯定是成不了“诗圣”的。杜甫“诗圣”桂冠的获得,跟他那些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底层百姓的著名诗篇有着直接的关系。杜甫第一篇跳出个人生活圈、涉及社会民生的作品是《兵车行》。《兵车行》大约作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他40岁那年。在那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杜甫就陆续写出了《丽人行》、《前出塞九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秋雨叹三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出塞五首》、“三吏”、“三别”、《春望》、《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大量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底层百姓的诗篇。

换言之,40岁之前,从诗歌看,杜甫就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普通文人,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而40岁之后,这个“官二代”出身的封建文人变得不再普通,最终成为超凡入圣、名垂千古的伟大诗人。


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对《兵车行》一诗的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他(按指杜甫)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杜甫传·长安十年》)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代前言《诗人杜甫》一文中,也认为,杜甫的转变是由于长安求官期间生活陷入了贫困,受到了饥寒的煎熬。“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文学史家对于杜甫诗歌创作发生这个巨大转变的解释,大致如此。概括而言,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仕进的屡遭挫折,使杜甫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二是自身生活陷入贫困,使杜甫有机会接近、了解并同情底层百姓的痛苦。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错了,但是,客观上多少有点贬低杜甫的意思,好像杜甫的转变纯粹是出于报复心理,发泄愤懑情绪。要说报复心理、愤懑情绪,孟浩然、李白也应该有,他们的仕途也很坎坷,甚至都比杜甫更加不得志,他们的生活也曾陷入贫困——李白晚年只能投奔原本关系并不密切的族叔李阳冰。但是,我们知道,孟浩然、李白都并未像杜甫那样,诗歌创作上转向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深刻同情百姓疾苦,而仍然以个人生活、情感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杜甫的转变,主要原因至少来自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思想性格,二是政治理想,三是人生阶段,四是王朝变故,五是艺术手法。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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